巴金去世前，自1999年以来，在上海一座著名的医院中某一间特护病房内，躺着中国文坛仅存的所谓泰斗，任何人要去看他都要经过特许。只有当巴金去世后，公众才知道他躺在华东医院1号楼的某间病房里，一楼楼层和电梯都有警卫把守。这位说不出话、认不清人、手不能动、足不能抬、食不能进、排泄失禁的“人民作家”，基本处于植物人的状态，也许连痛苦都感觉不到了。媒体上却说，巴金对前来祝寿的中共高官还能以微微点头来表示谢意。据说，每天用于维持巴金生命的费用高达三万元左右，而这对于正在经济腾飞的大上海来说，肯定是一笔小钱。为了耀代表“先进文化”的姿态，独裁党肯定不会在乎这点钱。
病夫治国，乃独裁国家的独特景观。想当年，毛泽东连话都说不清了，但通过对口形，毛仍然具有一句顶一万句的权威，主宰着数亿人口的大国。巴金的晚年，病得比老毛还重。据说，在巴金的头脑还间或清醒之时，曾多次请求“安乐死”，均被拒绝。因为，党不答应，家属不答应，热爱文学大师的人们不答应。巴金经不住人们的极力挽留，只好服从比他个人的痛苦更宏伟更高尚的大道理，就只好表示“为大家而活”。
于是，他仍然作为“娼优所蓄”之文坛的名义领班——中共作家协会主席和中共政协副主席——而活着。许多歌功颂的大戏还需要他的荣誉出场。比如，每年的巴金生日，这位“文坛泰斗”都要在家人和医护人员的精心侍侯下，接受来自独裁权力和文坛戏子们的虚假膜拜，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特别是中小学生们的祝寿。 2003年，全国同贺巴金百岁生日，巴金被授予“人民作家”的荣誉称号，温家宝亲临病榻前探望。
在中国，统治者与著名文化人之间的统战游戏古已有之，从先秦诸君主豢养大堆食客就开始了。中共是此传统最具有创造力的继承者，玩的既得心应手又残酷无情（与斯大林统战高尔基颇有共同之处），如何玩，全看中共的政治需要。需要点缀时，就是价值连城的古董花瓶，摆放在高高的醒目之处；而不需要时，就是一堆碎石烂瓦，弃之于无人荒野。当中共眼中的巴金还有利用价值之时，他的亲人就一定要精心地守候和看护，生怕稍有不慎摔成碎片——哪怕这只古董的内在价值早已死去！
2002年的中共两会，虽然巴金远在上海的病床上，却仍然被北京人民大会堂里的代表们选为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那一刻，把植物人钦定为国家领导人且全力维持巴金心跳的中共当局，继续让整个中国付出“心死”的道代价。
巴金去世后，据《金陵晚报》10月18日报道说：“昨晚7点多一点，记者就得到了巴老去世的噩耗，马上到华东医院，但警卫已经戒备森严，待到许多记者都过来，几名武警也到了现场，把守住医院的两个门，只有上海市政府的车辆不断穿梭，市领导们纷纷来吊唁巴老。门前的记者越围越多，警卫也越来越严。”
中共武警对巴金之死的戒备森严，只允许当官的出出进进，而把记者和公众挡在门外，典型地凸现了被中共供养的最后巴金，他绝非中国的“世纪良心”，而是极权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即作品平平、人格卑微和名声巨大之间的反差，几乎是中国当代知识名流的共同形象。当下的中共高官及文人们对巴金的礼赞，也是这种形象的延续。巴金身后的“巨匠”、“良知”和“旗帜”的评价，凸现的绝非当下知识界对老人的尊敬，而是知识犬儒时代的自我矫情：政治权力的戒备森严、俯身倾顾和贴耳软语，展示着权力俯视下的上等奴性；文人颂歌的华丽艳俗、夸张拔高和虚伪矫情，延续着低贱仰视中的高境界耻辱。
在此意义上，如果硬要说巴金是“一面旗帜”，也更多是放弃独立的中国知识界向独裁强权投降的“白旗”。遗憾的是，经历过太多灾难和教训的中国知识界，仍然把这面“无力下垂的白旗”当作 “高高飘扬的旗帜”，满天挥舞。
2005年10月25日于北京家中
原载《民主中国》
病夫治国，乃独裁国家的独特景观。想当年，毛泽东连话都说不清了，但通过对口形，毛仍然具有一句顶一万句的权威，主宰着数亿人口的大国。巴金的晚年，病得比老毛还重。据说，在巴金的头脑还间或清醒之时，曾多次请求“安乐死”，均被拒绝。因为，党不答应，家属不答应，热爱文学大师的人们不答应。巴金经不住人们的极力挽留，只好服从比他个人的痛苦更宏伟更高尚的大道理，就只好表示“为大家而活”。
于是，他仍然作为“娼优所蓄”之文坛的名义领班——中共作家协会主席和中共政协副主席——而活着。许多歌功颂的大戏还需要他的荣誉出场。比如，每年的巴金生日，这位“文坛泰斗”都要在家人和医护人员的精心侍侯下，接受来自独裁权力和文坛戏子们的虚假膜拜，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特别是中小学生们的祝寿。 2003年，全国同贺巴金百岁生日，巴金被授予“人民作家”的荣誉称号，温家宝亲临病榻前探望。
在中国，统治者与著名文化人之间的统战游戏古已有之，从先秦诸君主豢养大堆食客就开始了。中共是此传统最具有创造力的继承者，玩的既得心应手又残酷无情（与斯大林统战高尔基颇有共同之处），如何玩，全看中共的政治需要。需要点缀时，就是价值连城的古董花瓶，摆放在高高的醒目之处；而不需要时，就是一堆碎石烂瓦，弃之于无人荒野。当中共眼中的巴金还有利用价值之时，他的亲人就一定要精心地守候和看护，生怕稍有不慎摔成碎片——哪怕这只古董的内在价值早已死去！
2002年的中共两会，虽然巴金远在上海的病床上，却仍然被北京人民大会堂里的代表们选为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那一刻，把植物人钦定为国家领导人且全力维持巴金心跳的中共当局，继续让整个中国付出“心死”的道代价。
巴金去世后，据《金陵晚报》10月18日报道说：“昨晚7点多一点，记者就得到了巴老去世的噩耗，马上到华东医院，但警卫已经戒备森严，待到许多记者都过来，几名武警也到了现场，把守住医院的两个门，只有上海市政府的车辆不断穿梭，市领导们纷纷来吊唁巴老。门前的记者越围越多，警卫也越来越严。”
中共武警对巴金之死的戒备森严，只允许当官的出出进进，而把记者和公众挡在门外，典型地凸现了被中共供养的最后巴金，他绝非中国的“世纪良心”，而是极权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即作品平平、人格卑微和名声巨大之间的反差，几乎是中国当代知识名流的共同形象。当下的中共高官及文人们对巴金的礼赞，也是这种形象的延续。巴金身后的“巨匠”、“良知”和“旗帜”的评价，凸现的绝非当下知识界对老人的尊敬，而是知识犬儒时代的自我矫情：政治权力的戒备森严、俯身倾顾和贴耳软语，展示着权力俯视下的上等奴性；文人颂歌的华丽艳俗、夸张拔高和虚伪矫情，延续着低贱仰视中的高境界耻辱。
在此意义上，如果硬要说巴金是“一面旗帜”，也更多是放弃独立的中国知识界向独裁强权投降的“白旗”。遗憾的是，经历过太多灾难和教训的中国知识界，仍然把这面“无力下垂的白旗”当作 “高高飘扬的旗帜”，满天挥舞。
2005年10月25日于北京家中
原载《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