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洋中世的論文評介 —京都學派的觀點

志剛 陳

東洋中世的論文評介 —京都學派的觀點

! ! 東洋中世的論文評介 —京都學派的觀點 ! 台灣國立師範大學 ! ! 歷史學系陳志剛評介：隋朝前期政治之演變摘要：日本京都學派史學家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觀點，意即認為由唐發展至宋的過程中，中國的政治結構由貴族政治轉向君主專制︒而作者則認為自隋朝前期的政治發展，可以看出當時已經俱有集權化的傾向︒作者根據隋書為主的史料，將隋初政治分為幾個階段：開皇初年的四貴政治︑文帝家天下政策的執行︑前兩者的衝突︑ 弘農楊氏與皇室的衝突︑最後是煬帝集權等︒楊堅得勢之後，由於隋仍承繼一脈相承的魏晉六朝傳統，王與王之間禪讓仍是必須的，所以楊堅仍在北周當了一段時間的丞相︒這段時間楊堅所結識的僚佐，多成為四貴集團的成員︒與此相對的，北周朝廷中推舉楊堅出任天子的漢臣︑武川鎮集團的文武人士則幾乎都被冷落，這使得後三者對楊堅頗有不滿︒然而，當隋代的政治趨於穩定，掌握大權的四貴集團則與楊堅的利益發生衝突，因為楊堅希望在中央與地方推行皇室子弟掌權，也就是所謂家天下的政策︒ 這時，武川鎮集團的漢人也就是弘農楊氏順勢而起，結合晉王楊廣，廢太子楊勇，並誅殺四貴與其餘皇子︒發展至此，弘農楊氏勢力擴張與楊堅代表的皇室勢力衰弱恰成對比︒皇室勢力的單薄，因無宗室為輔，最終在煬帝時期漸趨獨裁，也導致了楊玄感之亂︒ ! 評論：京都學派史家杉山正明指出，中國史通常將隋唐兩代相比於秦漢或往後的單純漢人王朝，然而考慮到隋唐是直接承繼先前的南北朝而來，將北魏至唐一段 !1 的王朝稱之為鮮卑式王朝，或拓拔式王朝應該更為貼切︒以此來看，北魏到隋唐之間應是俱有相似的北方民族特色的王朝，不應完全地以漢人的觀點看待與評論之︒本文旨於探討在唐宋變革之前，有無從貴族政治轉向君主獨裁的例子，而作者在隋代初期發現了類似的發展︒其實，筆者以為南朝宋時期漸漸發展的中書體制亦為一貴族政治勢力的下滑︒中書舍人院的出現，是軍人出身的宋天子對貴族政治反動的實例︒ 宋天子選用出身低微但有才幹的寒人出任中書官員，並與天子討論機要大事︒貴族表面上的職位並未變更，但實質的權力卻游離至寒人與軍人皇帝共掌的中書︒這種新制度破除宋的貴族政治，但另一方面也因決策武斷，使宋的朝廷轉趨混亂︒ ! 回到本文主題，方才已經指出從北魏到唐代應俱有一連續性的歷史發展脈絡，作者將隋朝初期的政治作為一貴族勢力下降的例子，確實是該趨勢中的一個發展︒而筆者認為，若需了解貴族政治衰弱的脈絡，隋文帝開辦科舉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在宋代，可以觀察到作者指稱的君主專制制度，事實上也可以看到士人政治的蓬勃︒科舉制度從隋代設立至宋代完備，也是經過百年的時間漸漸發展的︒誠如同為京都學派史家的宮崎市定所言，像中國這樣幅員廣大的社會，在開始與盛行之間，總是有百年單位的歧異︒就這個觀點來看，中國政治由貴族政治發展為君王與士人共治的典範轉移，也是經過長期的發展與磨合，才有了宋代的政治模樣︒因此，若希望完整探究中國政治典範轉移的過程，也許需要從魏晉一路探討到宋代也說不定—那將會是一段從人政治到士人政治的歷史世 ︒ ! 評介：從平城到洛陽 ! 摘要：本文為一書的導言，本書包涵幾篇文章，既獨立又有相連關係的討論北魏漸漸華化的過程，與其中所發生的事物︒本文討論北魏的華化，是本於北魏完全的接受漢人文化為基調的論述而進行的，分別的介紹了北魏初期的文化與政治形態︑ 漢人世族的政治理想︑孝文帝的遷都影響︑南北朝的外交關係與平城建城的歷史意義等幾個篇章︒首先作者引出，北魏起初是依靠漢化胡人以推動華化，然而在華化漸深 !2 後，則不得不依靠居於北方的漢人世族︒其中某些漢人世族俱有崇高的政治理想，希望改造北魏為全然華化的漢人式國家—他們的理念或被採用，但事實上這些士人在北魏是受到無盡的歧視的︒孝文帝面臨華化的抉擇，決意遷都洛陽，並推行禁胡語︑胡服︑騎射︑狩獵等胡人習俗，並且鼓勵南遷貴族與漢人世家通婚，藉此提高鮮卑貴族的社會地位︒這些政策受到年輕一代華化士人的熱烈支持，使得南方鮮卑人的華化趨於完備︒然而，孝文帝激烈的華化政策卻遭到北方貴族的強烈反對，種下北魏分裂的前因︒此外，借由觀察北魏的都城興建與否，也可以看出北魏華化的程度—因為遊牧民族是不需要城牆保護的；而南北朝之間的貿易，也促進了雙方文化的交流，使得北魏更能在戰事頻仍的時代接後來自南方高尚的漢文化︒對於北魏華化的整體過程，作者也相當感嘆—主動放棄自己的文化，無論如何是非常可惜的︒ ! 評論：本文是一本書的導言，相較於對一個單一的歷史事件提出解釋，其作用更在於替本書的時間段—也就是北魏時期的中國—提供一幅完整的圖像，使讀者易於進入作者的脈絡︒其中提到北魏建都城的歷史意義︒作者提出，建城象徵著鮮卑由草原民族逐漸過渡到中原農業民族的象徵，或至少代表了鮮卑族需要城池以守護他們的財產或土地︒然而，作者也指出平城與洛陽的坊里制度，卻是草原民族氏族聚集的個性表現於漢人城市的產物︒回顧中國從前城市歷史，確實早就有以街區分隔居處地的傳統，這些在漢代城市都可明顯觀察到︒所以，鮮卑族在平城與洛陽的建設，雖然表面上呈現中國自古以來的傳統，但也融合了鮮卑自身的習慣︒這又使筆者聯想到中國以來的宮城，大多處於都城的一側，而非位於正中央︒如隋代宮城即位於都城的北方，這應亦是源自於漢魏六朝的傳統，如此一來有利於交通，再戰事時也有利於訊息與人員的調動︒筆者認為，有關都市與皇城的研究是非常引人入勝的題目︒ ! 此外，筆者還想延伸本書的討論，也就是華化的議題︒作者描述到鮮卑開始在中原築城，替漢人防衛了北方的民族︒這點固然沒有問題︒然而，北魏初期之所以能結束五胡十六國國祚皆短的局面，很大一部份的原因，必須歸諸於其於長城內外仍有相當緊密的聯繫，長城內的拓拔王朝仍可透過城外提供許多兵源—這在柔然出現在長城外之前是一直存在的現象︒因此，筆者認為，北魏開始認真華化的原因，除了長 !3 城內部王朝本身亟待轉型以利更進一步的統治之外，來自外部的柔然威脅更是一大原因︒從此六鎮轉為防禦柔然，北魏兵源的圖共也不仁以往順遂了︒如此來看，北魏關內王朝的華化無可否認的使北魏更貼近漢人的生活，但亦使北魏王朝的草原性漸失，不僅造成六鎮與洛陽之間的對立，更使北魏同時面臨南方與北方皆敵的不利局面︒因此，就短期而言，北魏的華化確實達成其所追求的目標，避免了中原可能發生的混亂；但長期來看，卻也失了國本，使北魏終將走向衰亡︒這或許是草原王朝過渡到農業王朝必經的過程吧！未來的隋朝即使統一中國，煬帝為了轉移武鎮川集團六鎮集團的角色類似的活力，發動三次征韓戰爭，卻使國家走向分裂︒唐代︑與之後的蒙古帝國，雖然是統一的帝國，但也展現了強大的分離的傾向︒由此來看，不同文化︑文明之間如何互動︑整合，將永遠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 ! 評介：六朝時期的君權與政制演變摘要：本文旨於從一整體角度討論六朝時期的君權與政治體制之間的互動關係，在此之中特別的強調皇室︑貴族與寒人三個勢力之間的角力︒六朝的基本政治制度為貴族政治，而這是起源於魏代九品官人法的設立，然而，真正使貴族政治蓬勃發展的，卻是晉代君王仰賴貴族而生的政治實況所致︒貴族在南朝政治與經濟皆享有特權，這使得皇室與寒人同時對其感到反感，有意改革之︒因此，朝廷展開了許多改革的政策，而這些政策或有達成效果，趕也有些卻造成反效果︒首先，皇室派遣其皇子出任各地，掌握軍權以屏丈中央︒然而，當中央衰微，這些擁有軍權的宗室卻將是第一個造反的勢力︒再者，中央也派出典籤與臺使以監視地方，這些典籤與臺使出身寒微，在階級代表一切的時代並無掌權的可能—這或許是皇室信任他們的原因︒然而，這些典籤或臺使雖然成功監視地方軍力，但對於解決地方問題卻毫無貢獻，皇權因此無法深入基層︒同時，中央政府也進行了改革，設立中書以提拔寒人，架空貴族掌握的尚書臺，並逐漸掌握選舉的權力，這幾種改革確實使貴族權力有所流失︒最後，中央政府在各地推動土斷與戶籍調查，希望徹底掌握地方勢力與打擊南渡貴族割據的情勢︒然而， !4 過度的改革也導致了地方叛亂而使改革中止的後果︒總而言之，六朝皇帝皆有心於中央集權，但囿於情勢，而總有心有餘而力不足之慨︒ ! 評論：筆者以為，本文可化約為皇室︑貴族︑寒人與地方勢力等四個勢力互相競爭求權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皇權相對晉初或有增加，但距離中央集權仍又相當大的距離；貴族勢力逐漸被架空，許多權力流失至皇族與寒人身上，但至少在表面上，貴族依然是魏晉六朝的政治中心之一；寒人是君王借此以打擊貴族與地方豪強的工具，由於出身低，君王並不擔心寒人出仕有掌權的可能，然而，由寒人轉向新貴族的趨勢也是一直存在的；而地方勢力則常獨立於中央之外，自行其是，因此貴族政治並未根本上的解決︒ 筆者後來發現，這個四勢力的假說與日本京都學派史家岡崎文夫的三勢力論相似，而特別強調了寒人的角色︒ 並未有全面翻盤由此來看，四者之間雖各有消長，但的跡象︒因此筆者認為，魏晉六朝當屬中國歷史上非常重要的轉折期，是一個過渡的階段︒ ! 同時，筆者從本文衍生出另一個有關貴族政治形成的想法︒就如前文曾提到，像中國這樣幅員廣大的社會，在開始與盛行之間，總是有百年單位的歧異︒九品官人法雖然在魏朝時已經制定，但真正使貴族政治蓬勃發展的，卻是晉代君王仰賴貴族而生的政治實況所致︒這又說明了一制度的發展，是需要當時代提供適切的要素相結合而成的︒九品官人法的制度旨於擢拔賢良，以澄清朝政︒然而在貴族早已壟斷官吏選拔制度的情況之下，良法也會失其原意，變為服務貴族，穩定貴族勢力的法律︒以這個情形來看，朝廷︑或說權力中心內部的改革是有可能達成的，只是這不僅需要長時間的緩慢發展，還需要一個獨立於外部影響的環境︒然而，六朝是無法避免外部的因素的影響：諸如侯景之亂，甚至更後的黃巢之亂，都使的貴族政治趨向沒落︒這再一次地顯示了，從邊陲影響核心，有時會比核心內部的自我改革，來得更有效率︒ ! ! ! 評介：隋朝在中國通史上的地位 !5 摘要：本文作者擬就各種角度探討隋朝在中國通史的層面所代表的意義︒其按照幾個分項述之：隋唐統一時代的奠基︑政制體制的完善︑經濟發展與文化發展︒ 其指出，隋朝之所以未能長久發展，可歸諸於皇帝個性缺失與時代因素兩原因︒前者如隋文帝不重視文教發展︑濫用刑罰；而隋煬帝則提倡文教，但卻好大喜功，三征朝鮮︑耗費國力︒此外，作者整理中國史上結束分裂的朝代，發現其通常皆俱有國祚較短的特徵，指出從分裂到統一時的皇帝通常皆會具備疑忌︑好大喜功的通病，因此不需過於責備隋朝二帝︒政制制度的確立，是基於三省六部制度的建立，處理了君權與相權的關係，將中央政府區分為三個部門︑互相制約，成為往後政制的基本行制︒ 而經濟方面改革田制，與民休養︒文化與科技層面則大有進步，諸如造橋︑天文︑運河︑科舉等技術與工程遺產街流傳至後代，由此可見隋朝實為一承先啟後的時代— 言うこうを作者 ︑これういっ ! ら見直 ︑ もれれ言っ事真実性一体うしょう︒ 評論：通史，貫通古今，謂之通史，因此必須討論到各個不同時代︒作者欲探討隋朝在通史中的地位，或許可說是尋找隋朝的歷史定位，確實是一項大工程，但囿於篇幅，各項探討多點到為止，是本文稍微可惜的地方之一︒作者探討隋朝無法長存時，提出了時代因素的解釋，事實上—作者也承認—這種將中國有古至今的時代分類，歸類出亂世之後的國家所俱有的特質的分析方法，是一種機械式︑結果論的論調︒作者重新評價隋代二帝固然令筆者欣賞，但作者的辯證方法則使筆者無法全然接受︒筆者以為歷史學是無法歸納出通則的學問，這點在蘭克之後已經獲得公認—尋找通則是社會科學家的工作，不應該是歷史學家的主要關懷︒就如作者所言通史，歷史學應該是一門討論在時代中多數人的歷史，探討時代流變之間的人如何相應的學問︒因此，每一個時代都是獨一無二的，歷史可以相比，但無法找出通則，無需如某些社會科學家創造出一個根本不存在的精確性來︒機械式的歷史論述不僅不利於有活力︑人性的歷史研究，甚至可能從根底崩壞歷史學的基礎︒筆者認為這是必須釐清的方法論問題︒ ! !6 此外，筆者欲引伸作者討論隋煬帝所俱有的好大喜功與侵略性的命題，而其中又以三征朝鮮為最︒就如作者所言，隋代剛結束南北朝的分裂情勢，達成中國形式上的統一︒然而，隋朝皇室出身武川鎮集團，本質上仍未擺脫貴族風尚，而實際上也難以徹底擺平集團內部的不平穩性與擴張的傾向︒根據日本史家宮崎市定所言，為了舒緩集團內部的不穩定性，隋煬帝才決定將這些對隋朝而言多餘的擴張力量用於鄰國朝鮮，在三征朝鮮後達成形式上的征服︒然而，三征朝鮮不僅未使武川鎮集團平穩下來，還使得國庫貧乏，而朝鮮又隨時有叛亂與反攻之勢︒內外交迫，隋朝會走向滅亡的可能性也因此更大了︒由此來看，隋朝皇室本身即是集團出身，又未能統一集團勢力使之為國家效力，反而希望藉由打擊朝鮮以削弱集團的力量，這種種在當時看似 ! ! ! 理性的抉擇或許亦是導致隋朝速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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