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认识都市圈空间组织形式是推动都市圈发展、制定空间规划策略的基础性议题。本文从人员要素流动的跨城功能性联系入手认识都市圈空间组织形式，探究其形成机制。【方法】以人员要素流动的跨城功能性联系体现的“流动空间”理论为基础，构建了都市圈空间组织形式及形成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以上海都市圈为案例，使用2023年时空大数据和出行等时圈分析人员要素流动承载的跨城功能性联系的目的地空间特征、时间特征，得出都市圈空间组织形式及其形成机制。【结果】①都市圈是由跨城功能性联系连接的功能性地域概念，跨城功能性联系主导了都市圈空间组织形式。②人员要素流动承载的跨城功能性联系在空间上与核心城市特有城市功能关联，在时间上的强约束性需要城际快速交通体系支撑。③在人员要素流动的跨城功能性联系主导下，都市圈在空间组织形式上呈现为“圈层+链状”，在机制上是由城际快速交通体系的“时空压缩”和“时空管道”效应、跨城功能性联系时空特征两者共同作用形成。【结论】跨城功能性联系体现的“流动空间”重塑了都市圈空间组织，进而形成了都市圈“圈层+链状”的空间组织形式。优化都市圈空间规划策略需构建支撑跨城功能性联系的都市圈“流动空间”体系。

【目的】探讨中国都市圈的治理体系建构逻辑，有利于丰富和深化“城市-区域”空间治理机制的研究，为促进都市圈治理结构优化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综合运用定性研究方法，基于尺度重构和多层级治理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以南京都市圈为案例，分析其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结果】①市级政府、省级政府、中央政府分别在经济增长、空间重构、稳定发展的行为动机主导下开展治理活动。②低层级政府主要通过向上传声的尺度转换策略表达治理诉求，引导权力和资源向下流动；高层级政府主要通过向下定责的尺度转换策略传递治理意图，形塑约束与激励共存的治理规则。③权力关系重组推动了多层级治理结构的形成，具体表现为政府间关系重塑（同级政府由“逐底竞争”转向合作共谋，上下级政府由命令服从转向上下配合）和“政府-市场”关系重塑（政府对市场积累模式的主动选择和政策锁定）。【结论】中国都市圈治理体系建构是多层级政府共同推动的结果，各层级政府应进一步明确身份定位和治理目标，灵活运用多样化尺度转换策略来强化同级与上下级间的协作，从而回应“加快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国家空间战略需求。

【目的】识别都市圈的核心区和边缘区是分析都市圈发展问题的关键。耦合空间环境和人类社会活动两个层面，刻画都市圈“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特征，从而深化对于都市圈动态演化机制的理解，进一步揭示都市圈内部差异化的成长模式及其对周边区域的辐射效应，对于未来优化都市圈的空间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方法】以广州都市圈和深圳都市圈为研究区域，基于土地利用数据、遥感影像等多源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等分析方法，通过测度物理环境与社会活动的耦合协调度识别两大都市圈的核心区和边缘区，并对都市圈边缘区域进行分类分析。【结果】①2010—2020年广州都市圈和深圳都市圈的良好及优质协调区面积快速增长，优质协调区在城市中心集聚成片，良好协调区由中心向外围扩张。②广州都市圈核心区呈现“核心集聚型”的核心区空间形态，空间扩张模式以边界填充为主，空间格局相对稳定；深圳都市圈核心区呈现“带状连绵型”核心区空间形态，以走廊式特征快速扩张，扩张区域主要集中在深圳市东北部及东莞市中部和东部。③将都市圈边缘区划分为近郊居住型、工业与物流园型、农业与生态保护型、新兴发展型、过渡性混合型5种空间类型。其中，广州都市圈主核心区东北侧边缘区多为农业生态保护型；西南侧多为过渡性混合型。深圳都市圈边缘区类型和分布模式复杂，东莞和深圳片区已基本被主核心区覆盖，深惠交界处多分布近郊居住区型边缘区。【结论】基于“核心-边缘”的空间分析视角，对都市圈的空间结构特征进行刻画，能较为准确地反映都市圈的空间发展状况与演化趋势。都市圈核心区和边缘区的空间形态差异明显，强化“核心-边缘”联系、优化边缘区域组团定位与分工、实施差异化的发展策略是推动都市圈“核心-边缘”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

【目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探讨数字经济发展规律有利于提升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方法】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构建省域尺度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21年的综合统计数据、问卷数据及多源大数据，揭示江苏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通过莫兰指数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利用地理探测器法探索其影响要素。【结果】研究发现：①在空间分异特征上，江苏省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分别呈现“双核多点经向两片区”“双核多点纬向两片区”“双核两带一片区”“双核三圈”和“双核双片区”分布，其综合特征则体现为“双核多点两带三片区”分布；②江苏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明显的集聚特征，尤其是在江苏三大都市圈范围内，苏锡常都市圈最为显著，南京都市圈次之，徐州都市圈较弱；③在影响要素上，经济规模要素、社会要素、消费要素对江苏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最强，经济结构要素和区位要素次之，相较于省会城市南京，长三角中心城市上海对江苏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为明显。【结论】江苏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已经具备一定的先发优势，但省内发展格局仍需优化，发展模式还不够高效，应因地制宜制定提升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政策。

【目的】都市圈作为各类资源与发展要素高度集聚的重要载体，在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着诸多生态环境挑战。基于人地关系，分析不同发展类型都市圈或不同都市圈圈域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耦合机制，将为理解这些挑战提供新的视角。【方法】本文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差异系数等方法，借助夜间灯光数据和遥感生态数据表征人类城镇化活动和地理生态环境，分析2000—2020年中国28个都市圈整体、不同发展类型都市圈、不同都市圈圈域的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质量及两者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剖析两者协调机制。【结果】研究发现：①20年间28个都市圈整体城镇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空间上总体呈现“东高西低”格局；相较于培育型和发展型都市圈，成熟型都市圈城镇化发展水平最高且增速最快；都市圈核心圈域城镇化发展水平优于外围圈域。②20年间28个都市圈整体生态环境质量呈波动下降趋势，空间上总体呈现“南高北低”格局；成熟型都市圈生态环境质量虽优于培育型和发展型都市圈，但下降最快；都市圈外围圈域生态环境质量优于核心圈域。③20年间28个都市圈整体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空间上总体呈现“东高西低”格局；相较于培育型和发展型都市圈，成熟型都市圈耦合协调度最高且增速最快；都市圈核心圈域耦合协调度优于外围圈域。新增的57个协调城市主要分布在培育型都市圈和外围圈域，表明两者在促进耦合协调发展方面潜力更大。④城镇化发展负向影响着生态环境质量，城镇化发展水平和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度存在倒“U”型关系。【结论】在推进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中，各地应重视城镇化发展水平和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度的倒“U”型关系，分区分类制定都市圈人地耦合共生的发展政策。

【目的】都市圈的高质量发展对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新发展格局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厘清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内涵，探讨以徐州都市圈为代表的培育型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水平演变特征和驱动因素，为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提供参考。【方法】首先对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内涵进行解析，基于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时空动态熵值法、核密度估计曲线和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对徐州都市圈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多维评价，并利用障碍度模型和QAP回归探讨其驱动因素。【结果】①徐州都市圈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但三者的增长速度呈现出不协调问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空间格局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生态环境质量则呈现出反向的空间格局。②中心城市对徐州都市圈圈域的辐射联系呈现出放射状网络结构，且点入度与点出度在不断增强，但净辐射量变化不大；辐射联系网络密度提升和区域发展差距缩小具有正向关联性。③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和生态系统维护是影响徐州都市圈发展质量提升的主要因素；中心城市辐射能力提升和都市圈一体化程度增强受经济社会要素的差异化配置和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的影响较大，而地理距离和行政区划的影响在逐渐减弱。【结论】2010—2020年徐州都市圈发展质量稳步提升，中心城市辐射能力和都市圈一体化程度也在增强，应加快提升中心城市能级，深化都市圈对外开放水平、推动都市圈生态环境的协同保护、加强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

【目的】信息化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探究信息化如何影响高质量发展及其路径有着重要意义。【方法】基于2010—2019年泛珠三角区域10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本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揭示信息化对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创业活跃度的影响路径。【结果】①泛珠三角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和信息化均呈现出整体提升趋势，但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②泛珠三角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和信息化有空间自相关性，但仅有珠三角城市群产生了高值集聚；③信息化能有效促进高质量发展并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并且创业活跃度在其促进作用中具有中介效应；④创业活跃度的中介效应存在IT和非IT企业的差异，信息化对IT企业的创业活动产生更大影响。【结论】通过提升创业活跃度，信息化能够促进本地及周边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泛珠三角区域应持续推进信息化发展、鼓励创新创业，并充分发挥核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实现全域高质量发展。

【目的】政府间高效的合作网络和稳固的合作基础是实现跨界水污染治理的重要支撑。本文旨在探究长三角城市群水污染防治府际合作网络的影响因素，以期为区域水污染合作治理提供科学的政策建议。【方法】以2017—2023年长三角城市群27个城市地方政府发布的水污染防治合作相关政策、协议等信息为数据源，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与GIS空间分析法建立水污染防治府际合作网络。在此基础上，运用QAP模型筛选经济因素、地理因素、环境因素3个一级指标，GDP总量、财政自主度、第二产业占比、是否属同一都市圈、是否属于同一流域、是否地理邻近、常住人口数量、COD排放量8个二级指标，衡量其对水污染防治府际合作网络关系的影响。【结果】①长三角城市群水污染防治合作网络整体规模较大，形成了3个较为明显的合作子群，分别是以沪苏（上海-苏州）、宁合（南京-合肥）和杭甬（杭州-宁波）为核心的都市联盟。②长三角城市群水污染合作网络与多个指标显著相关：经济上，与GDP总量、财政自主度、第二产业占比紧密关联；地理上，受是否属同一都市圈、是否属于同一流域、是否地理邻近影响；环境上，与常住人口密度、COD排放量存在显著相关性。③回归分析表明，地理因素对研究区域水污染防治合作网络的影响最大，城市间环境治理协议主要在相互邻近的城市间建立；经济因素中财政自主度与环境因素中COD排放量也一定程度影响跨界合作治理。【结论】当前，长三角城市群水污染合作治理网络仍呈现出以地域相邻和都市圈归属为主的被动特点，未来需要开展更多基于流域整体性治理的合作行动。

【目的】人口流动是各类要素流动的重要载体，从区县尺度探讨武汉城市圈人口流动的微观格局和内在机理，对于推动区域一体化、实现地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基于手机信令大数据、高德地图POI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QAP回归模型，分析区县尺度下2020年武汉城市圈日常人口流动的时空特征，系统剖析人口流动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①从时空特征来看，武汉城市圈在工作日的区县间人口流动比周末更为频繁和活跃。日常人口流动主要集中于同一地级市内部的区县之间，同时也形成多个跨市区县的小规模流动循环；②武汉城市圈中东部区县频繁参与跨区域的人口流动和社会互动，对人口流动网络的发展和运作起着核心支撑作用；③行政边界对日常人口流动的制约效应最为显著，这与不同区县间在行政管理制度和文化差异上的壁垒密切相关。区县之间人均GDP、教育资源和医疗服务水平的差异是驱动人口流动的关键因素。【结论】各区县应结合自身的经济发展特征和资源禀赋，通过打破行政壁垒、完善教育和医疗基础设施、激发经济活力等措施，优化城市圈资源配置，加快一体化进程，缓解“极化”现象，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目的】系统提出基于人类拓居模式的土地资源承载力评价方法，以期为中国国土空间规划中各类单要素及综合承载力评价技术标准体系的完善提供借鉴参考。【方法】本文通过提出人类拓居模式及生产单体、生产性建设用地参数、就业密度参数等概念与指标，建立人类生产活动与土地资源的微观量化连接关系，搭建土地资源承载力联动方程，首次构建人类拓居模式视角下的土地资源承载力评价方法，并以山西省介休市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①本评价方法将人类拓居模式划分为乡村、镇区、城区、产业园区、旅游景区5种类型，细化和补充了“双评价”的3类空间划分结构；该方法以生产单体为切入点，通过综合考虑土地资源、产业、人口之间的内在结构性关系，建立土地资源、劳动就业、人口承载力联动方程，进一步丰富了土地资源承载力的多要素综合集成、分类评价学术思路和方法体系。②介休市适度就业人口238118人，乡村、城区拓居模式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介休市土地资源承载力为426652人，处于人地平衡状态；其中乡村、镇区拓居模式处于超载状态，城区和产业园区拓居模式分别处于平衡、盈余状态。产业园区拓居模式尚有较大承载潜力，与土地低效利用和产业集约高效发展水平较低有关。通过乡村旅游、民宿、餐饮等非农特色产业发展，乡村拓居模式未来仍是产业集聚和人口分布的重要载体。【结论】基于人类拓居模式的土地资源承载力评价方法是科学可行的，能有效反映不同功能空间土地利用结构、劳动就业、人口承载力差异，评价结果可为国土空间规划中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评价提供有益补充。

【目的】开展耕地抛荒治理政策量化评价研究，为保障耕地抛荒治理政策的有效运行提供依据。【方法】运用内容分析法和政策建模一致性（PMC）指数模型方法，构建政策“工具-目标-效力”分析框架，量化评价中央、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3类政策主体颁布的耕地抛荒治理政策。【结果】①耕地抛荒治理政策在时间上具有阶段性、空间上具有延续性，且政策工具使用日益多元化；②在政策工具选取上，3类政策主体总体以信息公开型和措施引导型为主，且各有侧重点；中央采用行政管制类政策工具频次较高，粮食主产区更注重运用考核和责任追究及间接引导型工具，非粮食主产区则侧重于考核和责任追究及建立信息台账类；③在政策目标上，3类政策主体均高度重视严控抛荒面积，而对改善耕地质量和优化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政策目标的关注尚有待提高；④在政策效力上，相较于渐进发展期，中国耕地抛荒治理政策在综合治理期设计更为合理，按照政策效力大小排序依次为中央>非粮食主产区>粮食主产区，但在政策领域和政策重点维度上仍有改进空间。【结论】3类政策主体未来仍需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制定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更强的耕地抛荒治理政策，构建抛荒治理政策多元化目标体系，分级、分层推进耕地抛荒治理，逐步提高耕地抛荒治理政策内容效力，发挥政策对治理耕地抛荒的增量效应。

【目的】探索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驱动因素，以期为新质生产力提升提供参考，进而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法】基于现有成果，从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数字生产力三方面构建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讨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份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其演化过程，应用QAP回归分析方法，动态分析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的驱动因素。【结果】①研究期内中国新质生产力持续提升但存在显著空间差异，新质生产力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②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具有空间网络特征，研究期内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的关联性提升、稳定性下降；③东部地区在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中长期处于核心位置，具有较高的中心度，是要素流动受益方，而中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中心度较低，是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的要素溢出方；④产业结构、对外贸易、科教发展水平、交通水平、信息化水平和地理空间邻近性对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形成具有驱动作用。【结论】推进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发展对新质生产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应提高空间关联网络节点质量、加强板块间互动、增强整体网络关联性，从而发展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

【目的】为了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国工业企业需要通过绿色转型来塑造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因此本文将探究中国工业企业能否通过跨国并购衔接国内外资源，从而实现产业节能减排和绿色转型的发展目标。【方法】在构建数理模型的基础上，使用中国2000—2022年产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探究工业企业跨国并购对产业节能减排的影响，进而分析工业企业跨国并购影响产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结果】①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能够减少产业碳排放规模和能源使用规模，即有助于推动产业绿色转型；②跨国并购促进产业绿色转型主要通过国际环境规制、产业技术转换能力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等渠道得以实现；③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进行跨国并购会促进产业节能减排，并且产业内跨国并购和具显性比较优势产业的跨国并购更易体现出绿色转型的成效。【结论】中国政府应促进工业企业发挥跨国并购在产业绿色转型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根据产业特征和环境规制制订差异化的跨国并购促进政策，同时鼓励企业面向国际市场学习先进技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绿色转型。

【目的】探索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效率驱动因素及提升路径，是引导不同地区因地制宜施策、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方法】本文构建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2005—2020年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效率，采用趋势分析方法探究其空间差异及动态演进趋势，借助地理探测器挖掘农业生态效率时空演进的驱动因素，提出提升农业生态效率的路径。【结果】①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效率值呈现波动式上升态势，中高效率值区域由北向南演变，三大流域总体上呈现“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松花江流域”依次递减的格局；主产区农业生态效率重心主要集中在山东省域，迁移轨迹由北向南。②从内源性因素看，农业机械投入是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效率差异的内在主导因素，交互效应最强的组合为农业自然资源投入与农业机械投入；从外源性因素看，经济因素对主产区农业生态效率的驱动作用最强，该因素与其他外部因素的交互效应显著增强了对农业生态效率时空演化的解释能力。③结合驱动因素，识别出内生驱动型、双元驱动型、资源整合型3条具有“殊途同归”意义的农业生态效率提升路径。【结论】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效率发展整体向好，但区域差异仍然存在。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化发展，需加强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普及和应用，优化农业自然资源配置，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

【目的】“多样化补偿方式”作为一项新型政策工具，是推动生态功能区环境治理、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的重要抓手。在“双碳”目标背景下，其能否推动农业生产的绿色转型尚待系统论证。【方法】基于山东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调研数据，采用有限混合模型测算农业生产的绿色转型程度，实证分析了多样化补偿方式对农业生产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①多样化补偿方式有效推动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业生产的绿色转型。②多样化补偿方式对农业生产绿色转型的推动作用在不同补偿方式、不同群体农户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从不同补偿方式看，其推动作用大小依次为：产业型>技术型>资金型>实物型，即“造血式”补偿的推动作用明显强于“输血式”补偿；从不同群体看，农户土地经营规模越大、户主文化程度越高以及年龄越小，多样化补偿方式的推动作用就越强。③多样化补偿方式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提升收入水平和促进土地流转4条路径来推动农业生产的绿色转型。【结论】在完善相关配套支持政策的同时，着力探索资金补偿、技术培训和产业转移等多种补偿方式，坚持“输血式”补偿和“造血式”补偿并举，并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政策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