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恶意原则

真实恶意（英语：actual malice），也译为真正恶意、实际恶意、实质恶意，美国法律名词，是美国法院用来规范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的准则之一。这个原则在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沃伦法院）审理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时确立，由大法官小威廉·布伦南撰写多数意见，这个原则限缩了政府官员的名誉权，扩张了言论自由的范围。^[1]

这个原则限制了公众人物以诽谤来阻止新闻媒体的报导自由，以防止寒蝉效应。其背后的立场，主要在于限缩政治人物的隐私权，让公众有更多机会在言论自由的保障下获得真相；但这也同时带来公众人物难以回避不实指控的影响，特别是媒体受到操纵的情况下。反对者认为这个原则侵害了个人隐私权与名誉，减少新闻媒体的查证义务，助长了新闻媒体轻率报导的风气。

内容

在英美普通法中，对于名誉权侵害，采取无过失责任，也就是真实抗辩原则：被侵害名誉权的当事人，不须要举证行为人在主观上已经认知到他的言论侵害到他的名誉权，只需要举证他名誉权受损的事实。在公众政治上，当政治人物认为自己名誉已受损，就可以对于记者与媒体提出诉讼。

在1964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376 U.S. 254）^[2]，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沃伦法院）创设了真实恶意原则，在政治领域上，取代了真实抗辩原则。这个原则下是指政府官员（Public Officials）在指控媒体报导涉嫌诽谤或侵害名誉时，必须证明被告“明知其言论不实”（with knowledge the statement was false），或“对于其言论真实与否毫不在意”（with reckless disregard of whether the statement was false or not），才能够让名誉权受损事实成立。因为必须举证媒体报导中具备相当的主观恶意，这增加了政治人物对媒体侵害其名誉权的诉讼难度。

再经过一些判例发展，当被告疏于查证的情况已经相当于“蓄意的回避事实真相”（purposeful avoidance of the truth），才有可能构成真实恶意。

美国大法官作出这项判决的用意，在于大幅度增进言论自由的范围。在苏利文案判决中，说明，“对于公共议题的讨论应该要不受限制、强健有力，以及完全的开放（Uninhibited, Robust and Wide-Open），即使这些言论，可能包括对政府或政府官员尖酸刻薄及令人不快的攻击。”

不同地区实例引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

上诉人主张刑法诽谤罪有关规定违反宪法第十一条之言论自由，而声请释宪。为此，2000年7月7日，大法官会议作成释字509号解释^[3]，并未采纳真实恶意原则，而是创设合理查证原则，意思是：“行为人虽不能证明言论内容为真实，但依其所提证据资料，认为行为人有相当理由确信其为真实者”，也可以阻却违法。

有人认为，苏俊雄^[4]及吴庚大法官协同意见书^[5]的见解，等于是采真实恶意原则，但其中并未阐述真实恶意原则的意义、审查要件及适用上之限制，容易造成望文生义的误解。况且，所谓协同意见书或不同意见书，就是与解释文、解释理由书的见解有所不同，而未经大法官会议议决的个人见解，不具法律效力。

法律界一般认为，释字509号的意旨，应为合理查证原则^[6]

注释

^ New York Times Company v. Sullivan. Oyez. [2019-09-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9-05）（英语）.
^ 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1964), 376 U.S. 254, 11 L.Ed.2d 686, 84 S.Ct. 710. Google Scholar. Google. [11 December 20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3-10）.
^ 释字509号解释文：“言论自由为人民之基本权利，宪法第十一条有明文保障，国家应给予最大限度之维护，俾其实现自我、沟通意见、追求真理及监督各种政治或社会活动之功能得以发挥。惟为兼顾对个人名誉、隐私及公共利益之保护，法律尚非不得对言论自由依其传播方式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三百十条第一项及第二项诽谤罪即系保护个人法益而设，为防止妨碍他人之自由权利所必要，符合宪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之意旨。至刑法同条第三项前段以对诽谤之事，能证明其为真实者不罚，系针对言论内容与事实相符者之保障，并藉以限定刑罚权之范围，非谓指摘或传述诽谤事项之行为人，必须自行证明其言论内容确属真实，始能免于刑责。惟行为人虽不能证明言论内容为真实，但依其所提证据资料，认为行为人有相当理由确信其为真实者，即不能以诽谤罪之刑责相绳，亦不得以此项规定而免除检察官或自诉人于诉讼程序中，依法应负行为人故意毁损他人名誉之举证责任，或法院发现其为真实之义务。就此而言，刑法第三百十条第三项与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之旨趣并无抵触。”
^ 苏俊雄大法官协同意见书：“只要行为人并非故意捏造虚伪事实，或并非因重大的过失或轻率而致其所陈述与事实不符，皆应将之排除于第310条之处罚范围外。”
^ 吴庚大法官协同意见书：“出于明知其为不实或因轻率疏忽而不知其真伪等情节，始属相当。”
^ 许家馨〈言论自由与名誉权的探戈—我国名誉侵权法实务与理论之回顾与前瞻〉，发表于《政大法学评论》128期。

参见

威斯特摩兰诉CBS案（英语：Westmoreland v. CBS）
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

外部链接

[1] New York Times Company v. Sullivan. Oyez. [2019-09-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9-05）（英语）.

[tvs-2] 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1964), 376 U.S. 254, 11 L.Ed.2d 686, 84 S.Ct. 710. Google Scholar. Google. [11 December 20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3-10）.

[3] 释字509号解释文：“言论自由为人民之基本权利，宪法第十一条有明文保障，国家应给予最大限度之维护，俾其实现自我、沟通意见、追求真理及监督各种政治或社会活动之功能得以发挥。惟为兼顾对个人名誉、隐私及公共利益之保护，法律尚非不得对言论自由依其传播方式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三百十条第一项及第二项诽谤罪即系保护个人法益而设，为防止妨碍他人之自由权利所必要，符合宪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之意旨。至刑法同条第三项前段以对诽谤之事，能证明其为真实者不罚，系针对言论内容与事实相符者之保障，并藉以限定刑罚权之范围，非谓指摘或传述诽谤事项之行为人，必须自行证明其言论内容确属真实，始能免于刑责。惟行为人虽不能证明言论内容为真实，但依其所提证据资料，认为行为人有相当理由确信其为真实者，即不能以诽谤罪之刑责相绳，亦不得以此项规定而免除检察官或自诉人于诉讼程序中，依法应负行为人故意毁损他人名誉之举证责任，或法院发现其为真实之义务。就此而言，刑法第三百十条第三项与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之旨趣并无抵触。”

[4] 苏俊雄大法官协同意见书：“只要行为人并非故意捏造虚伪事实，或并非因重大的过失或轻率而致其所陈述与事实不符，皆应将之排除于第310条之处罚范围外。”

[5] 吴庚大法官协同意见书：“出于明知其为不实或因轻率疏忽而不知其真伪等情节，始属相当。”

[6] 许家馨〈言论自由与名誉权的探戈—我国名誉侵权法实务与理论之回顾与前瞻〉，发表于《政大法学评论》1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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