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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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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署後，對當時世界格局產生影響

一邊倒，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政策[1]，這並非單單與蘇聯建立盟友關係，而是意指堅定地支持共產國家陣營一邊，反對帝國主義[2]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1]；視資本主義陣營為敵人[3]，並聯合共產陣營對抗他們[4]。此政策奠定了20世紀50年代初期中國外交政策的基本格局[5]，日後社會主義體制的選用、蘇聯支援打下兩彈一星基礎、引發韓戰的膠著等，對中國乃至世界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6]，不過也因為中蘇兩國之間利益的對抗與特殊性，關係在1950年代後期破裂而告結束。

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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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一直是中外史學界的熱門話題，學者對「一邊倒」政策形成的原因的看法並不一致[7]。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關係新格局分為兩極，出現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8]。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史達林惟恐中國會和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建交，破壞蘇聯的外交戰略，因此向中國表示善意[9]；而且，蘇聯在中共建國前已有提供支援和協助，更是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10]；中國經過數年的內戰後，國力也非常虛弱，需要外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支持和援助[11]，才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安全[12]，也沒可能與兩極的其中任何一個陣營抗衡[8]，更不能置身局外[13]。再者，美國實行扶持中華民國政府的政策，拒絕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14]，又向中共實行經濟制裁[15]，毛澤東想盡快恢復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重振中華民族的自尊心，並向列強採取強硬的姿態[16]。

於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於1949年6月30日公佈「一邊倒」的方針[17]，和「另起爐灶」及「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構成了建國初期的三大外交政策[18]。他指中國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革命勝利離不開蘇聯的援助，所以中國應站在蘇聯一方，與蘇聯站在同一戰線上[19]，倒向蘇聯實現國家富強的發展模式[12]，聯合全球所有民主的勢力[3]；他又指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就是倒向社會主義，絕無例外，沒有「第三條道路」[12]，中國要一邊倒才能打倒舊世界[3]，防範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犯[3]。

及後因為毛澤東推行人民公社，希望把中國帶到比蘇聯更高的意識形態層面上，超越蘇聯[16]，中國意識形態逐漸與蘇聯相左，對於國際戰略的基礎目標亦起分歧[20]；而且，中國人本來就對俄國人沒有好感[11]，史達林亦對毛澤東及中共有懷疑[21]。最後，中蘇交惡[20]，中國因此放棄「一邊倒」的方針，改為採取「兩條線」方針，同時反美及反蘇，1972年尼克森訪華後改為與美國聯合反蘇[22]。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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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到1957年間蘇聯援助建設的武漢長江大橋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紀念郵票

實施「一邊倒」方針後，毛澤東決定一切均要仿傚蘇聯的模式，例如仿傚蘇聯的教育政策（如外語教育只教授俄語）[23]、採納蘇聯的經濟發展制度[16]、採取蘇聯的城市建設理念[24]等。「一邊倒」方針又令當時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樂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斷絕與當時由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的關係[21]，亦與蘇聯和其東歐衛星國建立了緊密的聯繫[16]，但也令中國被美國和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孤立[21]。中國一邊倒支持共產國家陣營，也是後來在朝鮮戰爭中援助朝鮮勞動黨的原因之一[10]。

實施「一邊倒」令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的關係更緊密，此關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重要的力量來源[16]。於1949年12月，毛澤東實施「一邊倒」後不久，便到蘇聯外訪，祝賀史達林的七十周歲壽辰，並尋求蘇聯簽署一項友好同盟條約[16]；史達林原本對毛澤東不予理睬，但毛澤東威脅要回國，史達林於是答應和中國締結軍事同盟的關係，又給予毛澤東三億美元的貸款，並派遣大量科學家、技術人員和軍事顧問來到中國，幫助中國進行工業化及軍事現代化[16]；在1953年，蘇聯把在中東鐵路的聯合所有歸權予給中國，1955年又宣布廢除蘇聯在旅順港的權利及在新疆企業中的聯合股份，1957年更表示同意援助中國開發核技術，一年後贈送一個重水反應爐予中國[16]；於1952年，毛澤東指中蘇關係是「持久的，牢不可破的、戰無不勝的」，劉少奇又指中蘇同盟「與資本主義國家相互之間固有的情形不同，在我們之間沒有爾虞我詐，也不存在一國對另一國的壓迫和掠奪」[16]。實施「一邊倒」也令當時的美國放棄左右中共的政策[25]。

「一邊倒」方針的影響並不只是與政治有關。此方針亦大大影響當時中國的文化，例如「列寧裝」和「布拉吉」等的俄式服裝愈益流行、人們見面時稱呼對方為「達瓦力士」（意為「同志」）、採用一些音譯的俄文名字（英語：Russian names）、青年轉為崇尚俄國的歷史人物和文學[9]、報章和雜誌上頻頻出現「蘇聯老大哥」、「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等宣傳口號[26]。1953年史達林逝世，中國也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全國下半旗致哀，北京天安門臨時改為懸掛史達林像，所有人同時為史達林默哀[9]。

然而，「一邊倒」帶來的社會文化影響並不完全是正面的。例如仿傚蘇聯管理高等院校的政策令院校失去辦學的自主性和靈活性，只教授俄語令外語教學失去了多語種的傳統[23]；採取蘇聯的城市建設理念，沿用蘇聯難以對付大流量的來水的排水設施設計（特別是在氣候濕潤的南方地區），被指[來源請求]是近年一些雨災發生的原因之一[27][24]。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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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眾多學者對「一邊倒」政策的利弊作出一定的論述[28]。

正面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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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觀點學者認為「一邊倒」方針在當時是合理的選擇[10][13]，也是戰後國際關係發展的必然結果[29]，又令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得到蘇聯的保障[30]。而且，「一邊倒」方針不是盲從或心血來潮，是根據當時的國際環境而作的決定[21]。又認為，「一邊倒」方針是針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的經濟封鎖，而不是機械地投向蘇聯，又成功地建立中國和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等領域的合作，鞏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28]，立足於國際社會[31]。而且，美國孤立及經濟封鎖中共政權，中共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安全和經濟，除了「一邊倒」以外別無選擇[15]。「一邊倒」方針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經濟恢復及發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援助和強而有力的支持，又為中國於打擊美國提供了堅強的後盾，更壯大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13]。

負面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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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反對觀點學者則從「一邊倒」對國家發展的大政方針的角度分析，指出此政策帶來一些消極影響：他們指「一邊倒」方針造成中國幾乎與世隔絕，對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了解的很少，一切以意識形態劃線，無窮無盡地與資本主義世界鬥爭，使國家經濟達到崩潰的邊緣[13]；「一邊倒」方針同時也加劇了中美關係的凍結程度，限制了中國外交的發展[13]；一些學者認為「一邊倒」方針令中國過分依賴蘇聯[13][10]；當蘇聯領導赫魯雪夫宣佈撤回對華援助後，中國便無力發展經濟[10]。其實早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快要結束之時，毛澤東和周恩來已期待避免完全依附於蘇聯[1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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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 1.1 蕭詩美. 4.2 “一边倒”. 勸學網. [2014-07-1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1-03）. 
  2. ^ 劉美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4: 439–440. ISBN 9787302081722. 
  3. ^ 3.0 3.1 3.2 3.3 Odd Arne Westa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seri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ISBN 9780804734851. 
  4. ^ Sino-Soviet Relations. A Country Study: China. Country Studies.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Customized Research and Analytical Services, Library of Congress). 2013 [2014-07-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05-23）. 
  5. ^ 關錦煒.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政策研究综述. 北京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2009. 
  6. ^ 王亞傑. 毛澤東“一邊倒”外交政策評析. 東北師範大學. 2008. 
  7. ^ 孫其明. 试论建国前后“一边倒”政策形成的主要原因. 黨史研究與教學 (同濟大學). 1996, (2). 
  8. ^ 8.0 8.1 再谈“一边倒”对外政策. 黨史研究與教學 (中國金融學院理論部). 1996, (6). 
  9. ^ 9.0 9.1 9.2 太子黨海外避禍. 新史記. 2014, (18). 
  10. ^ 10.0 10.1 10.2 10.3 10.4 最後一分鐘中國歷史. Original Press(Asia) Ltd. 
  11. ^ 11.0 11.1 China Learns from the Soviet Union, 1949–Present. The Harvard Cold War Studies Book Series. Rowman & Littlefield. 2010. ISBN 9780739142240. 
  12. ^ 12.0 12.1 12.2 許文鴻. 中共“一边倒”政策的形成. 智慧財產權出版社. 2011. ISBN 978-7-80247-491-8. 
  13. ^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關錦煒.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政策研究综述. 人民網. 2009-10-29 [2014-07-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3-04）. 
  14. ^ 王惠英. 建国初期毛泽东“一边倒”战略的选择. 纪念建党8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紀念建黨85周年、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學術研討會. 中國江蘇南京: 徐州教育學院. 2006. 
  15. ^ 15.0 15.1 美国对华政策与新中国“一边倒”决策. 中國網. 2009-08-22 [2014-07-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05-04）. 
  16. ^ 16.00 16.01 16.02 16.03 16.04 16.05 16.06 16.07 16.08 16.09 徐中約. 中國近代史: 1600-2000中国的奋斗.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2008. ISBN 9787506287128. 
  17. ^ 曹應旺. 毛澤東同志與建國初期外交工作的三大決策. 中直黨建網. 2011-01-06 [2014-07-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04-02）. 
  18. ^ “一边倒”外交方针的产生和转变. 中共党史研究. 1991 [2014-07-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7-26）. 
  19. ^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2: 16. ISBN 9789571129136. 
  20. ^ 20.0 20.1 尤臺蓉. 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形成與發展. 淡江大學. 2006 [2014-07-1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1-03）. 
  21. ^ 21.0 21.1 21.2 21.3 耿向東. 圖解當代中國外交. 香港: 中華書局. 2010. ISBN 9789628931460. 
  22. ^ 許晉銘. 中共外交戰略的演變：結構與個人決策分析. 政治大學. 2013 [2014-07-1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7-25）. 
  23. ^ 23.0 23.1 陳學飛. 高等敎育国际化: 跨世纪的大趋势.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2. ISBN 9787533432874. 
  24. ^ 24.0 24.1 南方五省逾120萬人受雨災 深圳網民調侃要滴滴打船. 南華早報. 2014-05-12 [2014-07-1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7-28）. 
  25. ^ Suisheng Zhao.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Behavior. M.E. Sharpe. 2004. ISBN 9780765612847. 
  26. ^ 昌言. 家族記憶: 百年家族的文革歷史實錄. 秀威出版. 2011: 134. ISBN 9789862217955. 
  27. ^ 麥燕庭. 粤百年雨灾十省逾百人死亡或失踪. [2014-07-1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0-06-20）. 
  28. ^ 28.0 28.1 周慧傑; 林樂香. “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实质和成效新论. 北方论丛. 1995 [2014-07-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09-23）. 
  29. ^ 陶文釗. 试论新中国“一边倒”方针的历史必然性. 走向近代世界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建所4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建所40周年學術討論會. 中國北京. 
  30. ^ 当代中国史硏究 (1-6). 當代中國史硏究雜誌社. 2005. 
  31. ^ 曹達安. 中共十二次之研究-對外政策. 文化大學大陸問題研究所. [2014-07-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1-05）.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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