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 評 從硯台看清初工匠與文人— 評介The Social Life of Inkstones: Artisans and Scholars in Early Qing China∗ 汪 書 一 舟 ∗∗ 名： The Social Life of Inkstones: Artisans and Scholars in Early Qing China 編 者： Dorothy Ko 出版時地：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7 頁 數： 293 頁 作為物品的硯台如何呈現社會文化史？「文人」和「工 匠」在中國帝制社會是否是界限分明的社會身分？充滿男性 ∗ ∗∗ 作者非常感謝兩位匿名評審員和連玲玲教授仔細閱讀本文，給予寶貴 意見，受益匪淺。 德國海德堡大學東亞藝術史系博士候選人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第 32 期（2018 年 12 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32 期 198 氣質的中國工匠史是否有女性的貢獻？以往關於硯台研究 的大量書籍通常關注產地、歷史淵源、材質、風格特徵、鑑 賞識別、收藏等物質和實用層面，並且經常將硯台置於文人 「文房四寶」這個傳統語境下去討論，也有少量研究涉及硯 台的詩詞銘文。1 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的高彥頤(Dorothy Ko) 教授在 2017 年的新作The Social Life of Inkstones: Artisans and Scholars in Early Qing China是首部關於硯台的學術專 著，也是首次將硯台研究擴展到哲學或思想史層面進行探討 和反思，令人耳目一新。該書是歷史學由文本到物品研究轉 向的傑出案例，也是歷史與藝術史結合的成功嘗試，突破了 藝術史以往硯台研究的局限。 工匠自古處於社會等級的底層，被排除在精英階層以 外，作品上留名極少，僅有的歷史記載大多簡略，難以構成 系統的研究。相較於中國士人或文人的研究，關於中國工匠 （craftsman或artisan）的研究非常稀少。 2 高彥頤企圖打破 這一既定格局，開啟一個新的視角，重新評估工匠對知識系 統的貢獻。中國性別史研究自 1990 年方興未艾，性別科技 史是其中一個重要議題。Francesca Bray（白馥蘭）的Technology and Gender: 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97)即 為箇中代表，探討女性在日常技術和物質生活中所扮演的角 1 2 先前此類著作有很多，但欠缺學術性，此處不贅述。張元慶的專著《古 代士人與硯之研究》（臺北：文津出版公司，2005）開始關注硯台的 詩詞銘文。 關於中國工匠的歷史研究在海外有所展開，比如 Anthony J. Barbieri-Low, Artisan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8). 從硯台看清初工匠與文人 199 色。 3 本書作者長期致力於中國性別史的書寫，成果豐厚。 近十年來，她的研究興趣轉向中國視覺和物質文化，並開設 相關課程。在本書中，她以蘇州硯匠顧二娘為核心，引入女 性工匠的概念，討論顧二娘作為女性如何在社會關係網絡中 發揮能動性作用(agency)，成為傳奇性的「超品牌」(superbrand)，堪稱歷史、性別史與藝術史的結合。在藝術史領 域，對物質文化史的關注近二十多年來層出不窮，影響較大 的如Craig Clunas的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1991)以及Jonathan Hay的 Sensuous Surfaces: The Decorative Object in Early Modern China (2009)。 4 高彥頤這本跨學科的專著正是在這樣的學術史背 景下產生的火花，是對近年來清代物質性、技術與知識領域 研究的又一貢獻。 5 本書除了前言和後記，共五章，時間主要涵蓋 1644 年 至十八世紀中葉。以區域為劃分，依次探討了北京紫禁城造 3 4 5 中譯本可參考：《技術與性別：晚期帝制中國的權力經緯》（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中譯本分別是：柯律格，《長物：早期現代中國的物質文化與社會狀 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喬迅，《魅感的 表面：明清的玩好之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 關於清代物質性、技術與知識領域研究的新著包括：Kristina Kleutghen, Imperial Illusions: Crossing Pictorial Boundaries in the Qing Palac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5); Jonathan Schlesinger, A World Trimmed with Fur: Wild Things, Pristine Places and the Natural Fringes of Qing Rule (2017); Wu Yulian, Luxurious Networks: Salt, Merchants, Status, and Statecraft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更詳細的討論參見 Dagmar Schäfer 的書評： Dagmar Schäfer, “The Social Life of Inkstones: Artisans and Scholars in Early Qing Chin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66:1(June 2018), pp. 231-233.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32 期 200 辦處、廣東端硯開採地、蘇州硯台工坊、以及福州等其它南 方地區（後兩章）幾個重要的清初硯台產地。前兩章分別鋪 墊清初重視物質、工藝的「物質帝國」文化語境和關於硯台 知識系統起源、傳播的討論。從第三章〈蘇州：（女）工匠〉 開始正式介紹本書主角顧二娘，層層深入解讀她與男性同 行、贊助人等組成的社會關係網絡。高彥頤的研究涉及硯台 生產和製作的多個地域，然而其志不在寫一本清初硯台史， 而是企圖探索清初硯台製造背後的思想基礎。全書研究建立 在對大量材料的細讀上。她聚焦於硯台的原料開採、設計製 作、流通鑑藏等展現硯台「社會生命史」的重要環節。以下 將依據全書探討的三個主要問題作為分析的主軸，並在餘論 探討其方法論：一、工匠和文人的互動與融合；二、知識認 知的轉變：清初物質文化與權力建構；三、「顧二娘現象」： 男性霸權下的女性工匠。 工匠和文人的互動與融合 本書最主要的貢獻之一是對中國「文人」的重新省思， 深入討論「工匠」與「文人」之間相互交錯的關係。作者選 擇日常書寫必需品的硯台，作為考察對象。硯台是中國士人 文化的一個象徵，展現了「文治」的物質層面，即「通過毛 筆書寫進行統治」(rule by the writing brush)(p.4)，而它也必 須由手持刻刀的工匠來完成製作，是文人書寫和工匠工藝的 交匯。作者通過該研究對自古以來「重道輕器」或重文人輕 工匠的社會評價標準進行反思。「文人」與「工匠」似乎是 難以逾越的階層，而書中提出一對很重要的概念，即強調匠 從硯台看清初工匠與文人 201 的「工匠化文人」(artisan-scholar)和強調文的「文人化工匠」 (scholar-artisan) ， 來 詮 釋 清 初 文 人 與 工 匠 融 合 的 新 現 象 (pp.198-201)。 雖然只以硯台製造為例，但高彥頤關於清代文人「工匠 化」的觀點很有說服力。她舉出實例說明，清初上至宮廷、下 至地方都呈現了工匠與文人階層的互動、融合趨勢。在宮廷， 像清宮造辦處「督陶官」唐英一樣的技術官僚(technocrat)，超 越過去工匠僅僅專長於勞力而非腦力的觀念。 6 在地方，福 建製作硯台和印章的謝汝奇更像是一名儒士。福州工匠楊氏 兄弟和東滄門正是她所指的「工匠化文人」。他們具備科舉 入仕的能力，卻選擇放棄，轉而從事與書寫相關的多種工匠 職業，包括：模寫書法、刻碑、雕版、製硯、刻銘文，甚至 繪畫。「文人化工匠」則以福州文人林氏兄弟為代表，大多 依靠家產來維持文人生活。 不過，當跳脫出「工匠」與「文人」的現實劃分，以從 小接受「文人」教育或具備科舉能力來定義文人階層，我們 發現高彥頤提出的「工匠化文人」和「文人化工匠」這兩個 概念實際上都是用來論述清初「文人」的「工匠化」現象， 並不涉及「工匠」的「文人化」轉換。這樣單方面的轉換並 沒有完全顛覆我們對「重道輕器」傳統的認知。同時，作者 論述清初「文人」的「工匠化」這一新現象時，相比於宮廷 6 名詞 Technocrat 或形容詞 technocratic 是作者在書中經常提到的術 語，她指出，它不同於「technology」（科技）一詞的含義，源自希 臘語，強調工藝技術的知識性文化影響力。這一詞最早在中國研究領 域的使用應出自 Chen Kaijun, “The Rise of Technocratic Culture in High-Qing China: A Case Study of Bondservant (Booi) Tang Ying (16821756),” (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2014).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32 期 202 方面的鋪陳，在地方層面給出的解釋顯得相對薄弱。以至於 讀後會疑問：為什麼這些地方「文人」群體會選擇走向「工 匠化」？真的是因為統治階層對技術的熱衷？文人「不事科 舉」的現象在明代已經非常普遍，這些放棄科舉的明代文人 並沒有「工匠化」的趨勢。如何解釋這個現象？這種「工匠 化」現象在清初是否有一定地域性原因和限制？ 另外，書中未討論清初硯台以外其它工藝製作可能出現 的文人「工匠化」現象，但作者的觀點實際上在其它工藝的 研究中可以得到應證。比如，清初文人出身的嘉定竹刻家周 灝即是有利的輔證。探討其竹刻藝術與文人書畫結合的展覽 「竹素流芳—周灝藝術特展」於 2016 年在上海博物館舉 辦。 7 作者強調「文人」身分的構建實際上受外在社會評價影 響，非常依賴經濟、文化資本來實現，更像是一種外在表演 和自我塑造的產物。文人的職業化趨勢和表演性特徵在Craig Clunas、Jonathan Hay的專著中論及，高彥頤更進一步討論此 現象。 8 她認為，清初高鳳翰出版《硯譜》，成就超越福州 文人林氏《硯譜》，卻只以職業畫家（即畫匠）身分留名， 說明「文人」身分的構建特別需要外在資源的支援。清初， 這樣一種刻意經營自我文化精英形象的手法不光為知名文 7 8 上海博物館編，《竹素流芳—周灝藝術特集》（上海：上海書畫出 版社，2016）。根據展覽研究，竹刻家周灝是一位擅詩文書畫、「讀 書不應科舉」的文人。 見 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Jonathan Hay, Shitao: Painting and Modernity in Early Qing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05-209. 從硯台看清初工匠與文人 203 人採用，也擴展到更底層的文人群體和更邊緣化的文化地 域。 工匠與文人在知識取徑發揮的作用在第二章〈黃崗村： 石工〉討論。作者通過自己在廣東黃岡鎮的田野考察，帶領 讀者走進端硯的開採實地，非常細緻地講述古老的傳說、繁 瑣的開採工具及操作。她致力於挖掘比上述帝制晚期出現的 新興文化現象更早的淵源，以及早已被埋下的伏筆。非世襲 的北宋士人階層藉由「書寫」、通過科舉而崛起，對影響後 世的硯台知識和品鑑起了奠基作用。然而，高彥頤指出這始 於十世紀的中國硯台品鑑傳統，實際上源於石匠們的知識。 此一極富洞察力的觀點引人反思，其論述也很有說服力。 高彥頤認為，北宋硯台鑑賞家米芾以《硯史》塑造自己 在硯台品鑑方面「文人鑑賞家」(scholar-connoisseur)的權威 形象，但他的知識取徑卻來自被他貶低為「土人」的石匠。 作者對米芾標榜「親眼所見」同時引用「土人」觀點的方法 提出質疑，認為自相矛盾。她指出清中期硯學家何傳瑤的重 要硯學著作《寶硯堂硯辨》，既駁斥以米芾為代表的文人鑑 賞家傳統，又批判端硯石匠充斥誤傳的口述傳統。她特別強 調何氏對石匠的批判，證明了石匠操控端硯知識和評價體系 的隱形力量。因為像米芾一樣的外地文人，通常透過當地石 匠的口述來獲取知識並轉換成文字。高彥頤認為，雖然文人 一直處於優於工匠的地位，但是在獲取知識的較量中，文人 與石匠應該是匹敵的對手。這一觀察非常新穎有趣，開啟新 的角度和理解，挑戰傳統的認知路徑。引起思考：這樣的可 能性是否可適用於其它工藝領域？明代文人流行書寫各種 品鑑指南，來塑造品味和身分，其中包括傢俱、園林、器具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32 期 204 等與工匠工作相關的類別。 9 這眾多文人標榜的品鑑知識是 否也都有工匠的參與？中國「文人」概念和品味的塑造究竟 多大程度地依靠工匠的實務知識？此類問題有待更進一步 討論。 知識認知的轉變：清初物質文化與權力建構 來自中國東北邊疆的滿族在建立清政權以前，並未享有 象徵帝國統治的物質技術，如紡織、造紙和燒瓷。作者在第 一章〈內廷作坊：皇帝及其包衣〉指出滿族統治者試圖建立 一種不同於明代且更為嚴肅的工藝化知識系統，他們選擇以 對工藝的掌控、精通來匹配他們的政權。作者認為，清代重 視技術性知識(technical knowledge)，企圖成為控制物質及相 關各方面資源的「物質帝國」(material empire)。這為本書描 繪了一個由統治階層自上而下構建「物質帝國」的文化語 境。正如上文提到「用毛筆書寫進行統治」，硯台被滿清統 治者率先選做改良的對象，以實現權力構建的最終目標。其 中一個精采的案例，即康熙將滿族概念植入漢人文化，開發 出一種全新的松花硯。高彥頤指出將製作武器的石材變為磨 墨、書寫的硯台，也是統治者的和解姿態。 高彥頤藉由介紹清宮工匠大師劉源，揭示出清初構建 「物質帝國」的內在邏輯。她認為尋求新材料、新工藝和跨 媒介是其核心規律，特別體現在不同媒介、工藝和效果的轉 9 此類研究可參考：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 （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從硯台看清初工匠與文人 205 換上。比如，劉源將製墨的描金技藝新奇地運用到刻硯上。 她認為這種工藝和相關知識的地位提升，滲透到了清初社會 各個層面。於是我們看到，在宮外，顧二娘得到刺繡工藝的 啟發，並借用繪畫樣式、構圖來增加硯台的繪畫感。以謝汝 奇為例的福建文人化工匠，在製硯風格上吸取了當地傳統刻 印技法，以表現三維效果；硯匠王岫君在硯臺上跨媒介地轉 譯文人山水畫，以增加立體空間感。她明確指出，在十八世 紀競爭激烈的工藝市場，地域性品牌取勝的一個重要法則就 是建立一種跨媒介且易識別的藝術風格，這正是上述統治者 文化策略在民間的體現。我認為高彥頤的這一部分研究很精 彩，為學術界關於清代知識認知轉變、物質與權力的論述增 加新的案例和思考維度。 作者在結尾提出一個供討論的大膽猜想，即「文之技」 (the craft of wen)。她在第五章〈福州：藏硯家〉著重介紹福 州的硯台藏家群，比如編纂《硯譜》的林氏兄弟，及其他推 動硯台銘文成為流行的福州文人。他們熱衷於收藏顧二娘風 格的硯台，同時著迷於源自青銅禮器銘文的硯銘書寫和篆 刻。高彥頤形容像林佶這樣的文人是「一手持筆、一手握 刀」，而他們相信只有通過不斷實踐「字學」和「刀法」才 能真正將石頭上的書寫帶向繁榮(p.191)。她認為，他們的實 踐並不是根源於對古典文獻的學習，而是源於他們像工匠一 樣進行書寫和獲取知識的方式，是對當時實學思想的物質化 轉換。科技史學者Dagmar Schäfer（薛鳳）以晚明文人宋應 星著《天工開物》為研究對象，指出約十七世紀初關於技術 性、實踐類知識的系統化書寫和出版逐漸流行起來。10 宋應 10 Dagmar Schäfer, The Crafting of the 10,000 Things: Knowledge and 206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32 期 星雖然表現出對工匠實踐類知識的重視，但是他自己不參與 實踐。Schäfer認為他並不希望扭轉工匠的社會地位，還是強 調文人對於知識的掌握。若與宋應星比較，清初文人林氏真 切地投入到工匠般的創作實踐中，並且以此為志。此一層 面，的確與前代注重實踐知識的文人迥異。如果能找到更多 例子，作者這個猜想很有可能成立。 「顧二娘現象」：男性霸權下的女性工匠 留名青史的清初「硯匠」顧二娘是本書的主角和主線。 高彥頤通過考察顧二娘及「顧二娘現象」提出「女性工匠」 的概念，挑戰一向由男性主導的工匠史敘述，以此挖掘中國 工匠史中被掩埋的「女性聲音」及其所呈現的性別關係。顧 二娘雖是清初著名硯匠，「顧二娘」款亦經常出現在各大博 物館的硯台收藏中，但在高彥頤的研究中，我們發現顧二娘 因其「女性」社會身分，其「女性工匠」的貢獻在歷史上被 刻意弱化。高彥頤指出，具有史學權威性的官修《江南通志》 對顧二娘家譜進行篡改，以削弱顧二娘的影響力。再者，女 性的社會身分也阻礙了女性成為工匠。高彥頤認為顧二娘作 為顧家媳婦的身分，讓她在夫家主事者去世後，順理成章地 以女性身分繼承顧家的硯台手藝，成為了工匠，而不受既定 社會性別的職業劃分所非議。但高彥頤也指出顧二娘的女性 性別在硯匠這一男性職業中增加了吸引力。在探討顧二娘 「超品牌」現象時，高彥頤強調女性身分並不是顧二娘成為 Technolog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Chicago;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從硯台看清初工匠與文人 207 超級品牌的主要原因。但後世為顧二娘增添了她用金蓮小腳 檢驗石材的神話，給予「顧小足」的稱號，卻無從考證顧氏 是否纏足。這個與纏足相關的傳說，為顧二娘的傳奇添加了 明顯的情色意味。 同時，「女性鑑賞家」的聲音也在男性主導的硯台鑑賞 活動中被刻意抹去。例如，福州硯台收藏家林佶的妻子張柔 嘉，其品賞硯台的詩作在不同版本的《硯譜》中逐漸被更換 成男性署名。又如，硯台愛好者張氏是黃仁的妻子，曾作詩 讚美她自己收藏的一方硯台，而她的硯台在後世書寫中卻被 認為是黃仁的收藏。 我們看到父權思想始終影響著女性在歷史中的書寫，那 麼作者提出的「女性工匠」概念是否真的挑戰了「工匠的男 性霸權」？我認為從歷史文本的角度，是薄弱的。然而，當 跳出文本書寫的歷史，卻可以從物的角度論述顧二娘對工藝 技術的「創新」，在硯台被收藏、品鑑和不斷被複製或作偽 等男性主導的社會活動中被保存下來。換句話說，「女性工 匠」在技術上的「創新」成為其「物質性」的歷史「書寫」。 「顧二娘現象」是多方社會力量和關係共同作用的結果，其 核心還是顧二娘具有個人特質的精湛技藝，但也離不開男性 工匠、贊助人或藏家對其工藝的傳承、傳播與傳說。 引入性別理論討論女性在中國藝術中扮演的角色和作 用，是近十年才逐漸興起的一個研究方向。例如，李慧漱(Lee Hui-shu)探討南宋帝后如何在宮廷詩畫藝術創作中發揮主導 力，彰顯自我和權力。11 中國女性藝術家和女性圖像的研究 11 Hui-shu Lee, Empresses, Art, and Agency in Song Dynasty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0).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32 期 208 也逐漸增多，其中有關女性刺繡的研究或許對高彥頤有一定 啟發，如黃逸芬的顧繡和李雨航的髮繡研究。12 高彥頤選取 象徵男性文人的硯台作為考察對象，跳脫出以往性別藝術史 研究中常見的題材，如繪畫、書法、刺繡，選題新穎。只是 歷史上留名的女性工匠太罕見，顧二娘似乎是工匠史上的孤 例，這是否真的是一個偶然的案例？為什麼之後並沒有類似 的情況出現？「顧二娘現象」揭示出歷史上女性工匠的「缺 失」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餘論：以物觀史—跨學科寫作的思考 作者在選材和研究方法上都足見其創意和膽識。硯台實 際上是一個相當邊緣化的題材，顧二娘又是一個歷史材料非 常零散、相當孤立的女性工匠，如何以他們為題對宏大的主 題進行討論，極具挑戰。歷史學出身的高彥頤運用之原始材 料相當豐富，包括大量硯台實物、繪畫、拓片等物品和圖像， 以及文本類如清宮活計檔、方志、家譜、文集、筆記、硯銘、 墓誌等，還有對石匠的採訪記錄和照片。展現了一個可能 性，那就是如何運用物質和視覺材料來研究歷史敘述非常有 限的人物。她所採用的跨學科研究方法相當有啟發性，體現 了歷史學、性別史與藝術史（特別是物質文化史）、人類學、 12 Huang I-Fen, “Gender,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Gu Family Embroidery in Late-Ming Shanghai,”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36 (2012), pp. 77-129. Li Yuhang, “Gendered Materialization: An Investigation of Women’s Artistic and Literary Reproductions of Guanyi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2). 從硯台看清初工匠與文人 209 社會學等其它人文學科融合的趨勢。13 高彥頤在這一方向的 實踐扎實而有借鑒意義的。 首先，高彥頤將硯台視作「像人一樣」有血有肉的生命， 進 行 學 術 書 寫 。 這 基 於 二 十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人 類 學 家 Igor Kopytoff在“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一文提出的理 論。他認為物品是有生命的，要研究物品的價值就要瞭解物 品的生命史而非僅僅關注物品的生產和交換時刻。 14 書名 The Social Life of Inkstones也是源自收錄Kopytoff文章的論文 集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在這個理論指導和框架下，高彥 頤讓她的研究盡可能全面地涵蓋硯台這個「生命體」的所有 面相，包括原材料開採、設計、雕刻、買賣、使用、送禮、 收藏、鑑賞、書寫等，進行了大量實地考察和實物觀察。 再把高彥頤的研究納入明清物質文化史的學術發展中 觀察。中國藝術史領域的明代物質文化史學者Craig Clunas 自其 1991 年影響力頗大的專著Superfluous Things，有開創意 義地對物品的社會、文化、經濟和消費面向展開探索，加 入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思考，關注物質在社會背景下的生產、 流通、接受等。Clunas的研究在當時引領了新的學術思考， 貢獻突出，從這個角度探討日常用品、士庶雅俗文化的研究 逐漸增加。 15 Clunas之後的著作也大致延續這個思路，但是 13 14 15 關於藝術史的跨學科轉向討論可參見，王正華，〈藝術史與文化史的 交界：關於視覺文化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 32（2001 年 9 月），頁 76-89。 見 Igor Kopytoff,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in Arjun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64-91. 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32 期 210 愈來愈注重跨區域、跨民族的討論，將物質的社會網絡在地 域和文化範圍上擴大了。 16 Jonathan Hay 在 其 Sensuous Surfaces避免採用這樣的研究思路，把重心轉移到Clunas所忽 略的質感和美感上，對明清物品表面的「景觀」進行細膩探 索，但又不同於傳統工藝品研究著重討論品鑑和技術的思 路。 17 他們的研究都強調物質的能動性，Clunas告訴我們物 品在社會關係網絡中如何與人類活動進行互動並產生作 用，而Hay探索物質如何引導人的感官與多種物品媒介的「表 面景觀」進行互動，從而影響工匠對物品的製作。我認為高 彥頤的研究體現了她對兩種思路和觀察角度的吸收，這本身 就是有創見的思考和實踐。本書的整體思路、結構和敘述都 體現了史學研究與前一種偏向文化史、社會學和人類學思路 的結合，將硯台置於龐大的「社會網絡」中進行考察；而在 硯台的風格、工藝技術分析上，則與Hay的研究思路更為接 近，對「表面景觀」的觀察和分析非常細膩。 近二十年來在歐美學界，強調運用視覺或圖像材料的歷 史學「文化轉向」潮流，也逐漸影響到了東亞學界。18 不過 歷史學家解讀視覺材料，通常有諸如形式分析不足、真偽問 題不清而影響後續討論的問題。筆者認為，高彥頤對實物的 16 17 18 此類代表作如 Craig Clunas, Empire of Great Brightness: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of Ming China, 1368-1644 (London: Reaktion Books Ltd, 2007). Jonathan Hay, Sensuous Surfaces: The Decorative Object in Early Modern China. 高彥頤教授提出的「走出文本，轉向物品」新方向，詳見《近代中國 婦女史研究》第 28 期「物品、圖像與性別」專號導論。高彥頤，〈走 出文本、轉向品物：談一個婦女性別史研究的新方向〉，《近代中國 婦女史研究》，期 28（2016 年 12 月），頁 i-vi。 從硯台看清初工匠與文人 211 觀察和準確描述展現了藝術史家的素養。她在研究中對工藝 本身的細緻探求，似乎是其重視工匠及其知識的觀點之直接 回應。如同她在前言希望「學習像一名工匠一樣去體察世界」 (p.10)，強調實物觀察的重要性，而不是僅依賴照片。作者 以謹慎的態度處理顧二娘製硯的真偽問題，亦值得肯定。 19 高彥頤的研究向學界呈現了成功融合各種研究方法和思路 的可能性，材料處理細緻，從具體微小的物品，觸及宏大、 核心的議題，其成果令人鼓舞，是中國物質文化史研究的榜 樣。本書文字引人入勝，內容環環相扣，但如果能在前言對 相關研究現狀有所鋪陳，對無相關背景的讀者會有助益。 19 即使是被她認為最能體現顧氏風格的天津博物館藏杏花雙燕硯台，也 被她一再強調不一定是顧二娘所製，因為目前找不到一件毋庸置疑的 顧二娘硯台來進行比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