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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界闹“狼灾” 今天你“狼”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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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04月 28日 成都晚报 林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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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智慧、雄心、耐心、机敏、体力、耐力……”这些本就属于人应有的精神品质，如今却被一些人夸张地移植到自然界一个普通动物种属身上了。“狼”性人格化的后面，折射的是移植者们身上人性的逐渐缺失；体现出人在物欲世界中精神不断矮化的忧虑……“狼文化”彰显市侩哲学 这些书中所历数的狼的一切品性，正是市侩哲学的生存表现：“狼崇拜”的文化张力，正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野蛮性，更是社会转型期浮躁心态的恶性膨胀。“狼文化”使处于困境的社会弱势群体受到了最大的精神伤害……（据《光明日报》）忧虑：“狼文化”正侵入校园 日前，城东某校发生一起学生“大欺小”事件。初一学生郑彤（化名）在几个要好同学的簇拥下，无故把同班同学范晖（化名）揍了一顿。随后范晖的父母找到了学校。没想到，面对双方家长和老师的严厉批评，郑彤竟然脖子一梗：“我就是‘狼王’！”一句话让家长和老师惊愕不已。 原来，郑彤一脸得意自称的“狼王”是一本名叫《狼图腾》的小说中的主角。据灵通哥了解，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关于“狼”的书籍在校园里很火。这是很让人忧虑的。近期一些媒体报道：北京一高三学生因勒索外校男生不成，逼其自辱；一女大学生因怀疑某女同学举报自己军训期间“可能在装病”，对其施虐殴打，并迫其当众自辱……这些大大小小的校园事件，使人在痛惜之余，很难仅止于叹息他们的年幼无知。在“教育问题”的问题之外，我们看到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狼”性在侵入校园，在不知不觉中充满危险地接近孩子们的生活……事件：嚣张“狼哥”外强中干 “狼来了”“狼外婆”“东郭先生和狼”“狼与小羊”……按理说，我们对狼是并不陌生的。4月22日，灵通哥在采访中听到一个隐埋在民间的“狼”故事。家住梁家巷附近的市民曹雄（化名），长得身高体壮，他的体形随便往哪个地方一站，就能在人堆中形成一股“威慑力”。然而，曹雄最近却遭到了一个严重的打击：自恃“凶猛”的他被医院检查出缺乏男性能力！ 看似“威猛”的曹雄丧失了“创造力”，邻居们都称他是“遭了报应”。据其邻居讲述，靠着外表的“威慑力”，曹雄从小就在外面惹是生非。但这个街霸并非一般人所想象的“大老粗”，他非常崇拜狼，人称“狼哥”。在日常生活中，曹雄并不一味地对人凶恶，他有时也“表现”得对人很友好、“讲义气”；他还爱看点诸如《超人哲学》《人对人是狼》之类的书；眼光中有时露出旁人不可捉摸的“深沉”…… 4月23日，就市面上流行的“狼文化”现象，灵通哥采访了文化学者、成都市知名作家郑光路先生。郑先生表示，近年来一些“恶俗”文化在民间流行，并且对一些人尤其是是非辨别能力不强的青少年产生了迷惑，这是很值得忧虑和警的现象。从人性的角度来分析，郑先生认为，“狼文化”的流行和一些人沉湎物欲精神不断矮化的社会背景有关。“看好自己心中的‘狼’，不要让它跑出来兴风作浪，这就是一个普通人要做的。真正的强者是像大海一样地平静自信。”郑光路先生呼吁有关部门应制止这类“恶俗”文化的流行传播，为青少年创造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狼文化”可以休矣！ “狼文化”何以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时尚呢？读过不少“狼”著作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一些“狼文化”的内容。原来所谓的“狼文化”，就是市侩哲学的大杂烩。 近些年来，市侩哲学开始萌生，从“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到“我是流氓我怕谁”，早已滑落到社会道的底线。前不久，我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一位年轻人和一位老年妇女结婚，当人们问他何以不计较年龄差异的时候，这位年轻人竟然回答说：“当你使用钞票的时候，你会计较这张钞票是哪年印制的吗？”市侩哲学至此，也算是登峰造极了！ 这些市侩哲学绝非“狼文化”传播者的原创，而是早就潜伏于世俗的狼性心理中，多少年来因受健康文化扼制，早已渐渐萎缩。如今，市场经济大潮和社会不正之风唤醒了负面人性，于是“狼文化”铺天盖地而来，发动起了一场以市侩哲学改造世界的思想攻势。 以“狼文化”为代表的市侩哲学，没有高尚恒久的价值观念，没有坚定不移的人生信仰，更没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献身精神。狼性是市侩哲学的灵魂，市侩哲学在“狼崇拜”的外衣下破坏着人们健康的精神境界。 “狼文化”正在冲击着中华民族的优秀价值观念。认识“狼文化”的市侩性，揭开“狼文化”的欺骗性，中华民族没有“狼子兵法”！“狼文化”在健康的社会环境中必然找不到生存土壤！ “狼文化”可以休矣！ |
下記に転載記事あり：
http://blog.goo.ne.jp/sinpenzakki/d/20061119
尖閣諸島に関して中国側が日本領と認めていたというさらに詳しい事例が下記にあり：
http://zhang3.blogspirit.com/
archive/2005/05/31/1605.html
大陆反日惊人内幕：深圳反日示威主体居然是便衣武警！
(博讯2005年04月10日发表)
(博讯2005年04月10日发表)
(博讯编者按：文中称“武警是游行主体”估计有夸大，但这样的示威没有政府的默许是不可能的。而且，为了防止示威矛头向不利于政府方向转换，对游行群体的密切监视和控制是稍微具备常识的人应该认识到的。）
深圳地区的示威群众的主体是脱下军装的武警战士
几日深圳，北京，成都，广州等城市都出现反日的示威，而且有严重的暴力行为。其他地区的我不了解，深圳地区的示威群众的主体是脱下军装的武警战士(我认识的几个武警朋友也参与了)。当然也有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带有日本性质的财产的袭击也是有限度的，主要是带有标识的牌匾和非贵重品。
感觉很有趣，在示威之前，被示威的地方早早的就有记者在待命，指定的区域内警察与保安早早的待命，好像经过彩排一样，先在一个地方集结，在吸引一些群众后，再到指定的地方毁坏一些东西。在新闻媒体前表现后，有组织的散去，而被袭击的日本公司好像早就收到情报，暂停营业了，示威游行的戏演得太真也就没有人相信了，而且示威的录影主要是给外国看的，在国内的互联网和媒体对此是受到控制的，资讯仅仅在一定的范围内有删截的传播。所有的示威人员的暴力行为没有人制止和事后制裁，因为那是武警战士奉上级命令进行的行动，警察没能力管，也没权制止。 (博讯 boxun.com)
实际上在大陆非官方的民间示威无论是什么性质，即使是普通的集会都受到严厉的控制和禁止，任何的集会一定会被严厉的武力驱散或强制驱离，示威的当事人会被刑事拘谨，因为，任何民间的游行示威在进行到暴力行动的阶段是完全会失去控制的，没有武警，军队的制止是无法终止民间游行的。而没有武警预防的游行也是非常虚伪的，更显示了示威的虚假性和政治目的(深圳就是)。
这种性质的示威完全由官方的武警部队以便装组织的形势进行，因为，这种示威受控制，即使有普通人员干扰游行，但是很快会被武警战士制止。所以，在新形势下，武警部队又有了新的执行任务的方式了，让这些听话的武警通过演戏变成代表全国人民的反日情绪的政治工具。
而实际上呢? 中国政府是完全亲日的政府，因为建党之日起，共产党就是亲日政权，是亲日关系的最大受益者。所以，民间即使真的反日也没有宣泄愤怒的权力和游行示威的能力，一切都由武警战士去做了。禁止民间的全面反日本身就显示官方有效控制民间的反日局面，由反日到亲日只不过是领导的一句话而已。只要能维持统治，没有什么不可以的。真是到了什么都可以造假的年代了，连游行示威关系国家政治活动的行为都可以造假，什么世道!
安魂曲 于 [博讯论坛]
http://www.peacehall.com/cgi-bin/news/gb_display/print_version.cgi?art=/gb/china/2005/04&link=200504100158.shtml
中共は、2008年のオリンピックに向けて北京で反政府知識人や人権活動家の弾圧、エイズ患者やゴミ回収業者の追放を始めている。北京オリンピックはその人民に対する差別と抑圧により共産党の体面を保つという本性を現し始めた。
共産党官僚による土地転がし「土地官倒」による農民からの土地収奪、出稼ぎ労働者の北京からの追放……こんなことが続いていたら、1989年（天安門事件）、1999年（法輪功事件）につづいて2009年にも大規模な抗議行動が起きるだろう。
北京为奥运提前清场
刘晓波（北京） 胡平(美国)
在非民主国家举办奥运，或促进该国人权状况的改进，或使该国的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中国的情况不幸属于后一种。
中国北京将于2008年举办奥运会，而中国政府最近升级镇压异议运动，致使中国人权状况持续恶化，其借口之一是为了避免奥运会出现麻烦而提前采取整肃行动。
中国人权状况恶化的第一个事实是，在今天的中国，不仅一般民众的宪法权利得不到保障，就连专职维护他人权益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人权也开始受到威胁。2005 年以来，维权人士、维权律师、异见人士、新闻记者、上访人士、家庭教会成员等，一致处在官方的骚扰、跟踪、软禁、殴打、绑架的恐怖阴影下；甚至自今年 8月以来，已经有多名维权人士、网络作家和新闻记者，要么被抓捕，要么被判刑。
中国人权状况恶化的第二个事实是，中国政府不仅严厉管制本国的媒体、迫害新闻记者，而且公然采取措施钳制境外媒体在中国的工作，最近发布的对外国媒体的管理办法就是明证。
中国人权状况恶化的第三个事实是，为了在奥运期间确保北京秩序的清洁和安全，北京市不仅将大规模清理外来人口，而且将出台一系列限制性法律。负责筹备2008 年奥运会北京市市政府在9 月14日表示，首批65个奥运立法项目已经启动，其中，针对艾滋病患者和流动人口（农民工，流浪乞讨人员，小美容美发等）的清理和限制，很可能对传染病患者和外地在京农民工的权益造成侵害。事实上，这样的侵害已经发生，今年 6月－9月，北京市已经相继关闭 50所民工子弟学校。联系到中国政府以前的类似行为（1990年北京亚运会、1994年北京残障人士远南运动会，1999 年五十年国庆），人们更有理由担心北京奥运筹备期间弱势群体的人权遭到大规模的侵害。
中国政府这样压制人权的重要目的，据说是为了能够在2008年按照他们的标准顺利举办奥运会：营造出中国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没有抗议活动甚至反对声音，外国人看不到中国的任何问题、包括人权问题等等。所以，他们提前清理可能的麻烦，不仅镇压各类异议人士和依法维权人士，而且大规模驱外来农民工，因为这些人士损害了中国政府的颜面。于是，他们将这样的迫害视为 2008年奥运会筹备工作的重要内容。
在一个非民主国家举办奥运可能引起两种相反的效果：要么它会促进该国人权状况的改进，要么它会使该国的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迄今为止的事实表明，中国的情况不幸而属于后一种。
http://www.renyurenquan.org/
ryrq_article.adp?article_id=534
チカ
Hypomesus japonicus
日本公鱼
ワカサギ
Hypomesus transpacificus
亚洲公鱼
イシカリワカサギ
Hypomesus olidus
池沼公鱼
Hypomesus japonicus
日本公鱼
ワカサギ
Hypomesus transpacificus
亚洲公鱼
イシカリワカサギ
Hypomesus olidus
池沼公鱼
琉球群島人民の反米占領闘争
人民日報1953年1月8日第４版
琉球群島はわが国台湾東北部と日本九州島西南部の間の海面上に広がり、尖閣諸島・先島諸島・大東諸島・沖縄諸島・大島諸島（奄美諸島）・トカラ諸島・大隈諸島の７諸島により構成され、それぞれ大小多くの島嶼からなり、合計で５０余りの名称のある島嶼と４００余りの無人の小島があり、全陸地面積は４６７０平方キロメートルである。以下省略
琉球群岛人民反对美国占领的斗争
《人民日报》 (1953.01.08)
琉球群岛散布在我国台湾东北和日本九洲岛西南之间的海面上，包括尖阁诸岛、先岛诸岛、大东诸岛、冲绳诸岛、大岛诸岛、土噶喇诸岛、大隅诸岛等七组岛屿，每组都有许多大小岛屿，总计共有五十个以上有名称的岛屿和四百多个无名小岛，全部陆地面积为四千六百七十平方公里。群岛中最大的岛是冲绳诸岛中的冲绳岛（即大琉球岛），面积一千二百十一平方公里；其次是大岛诸岛中的奄美大岛，面积七百三十平方公里。琉球群岛绵互达一千公里，它的内侧是我国东海，外侧就是太平洋公海。
美国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占领了琉球群岛后，就着手在该岛建筑军事基地。随着美国在亚洲大陆上侵略计划的破产，琉球基地的建筑工程也就更趋积极起来。远在美国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前，美国在琉球群岛的军事工程就已占用了琉球三分之一的土地，用作建造基地的费用超过了两亿美元。其后，琉球基地的建造计划一再扩大，而且以更大的速度进行着。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曾透露出美国侵略者的野心：“美国在冲绳岛的目标是用空军独霸亚洲，要使它成为太平洋的最大基地。由冲绳岛起飞，Ｂ二十九型轰炸机能达到亚洲大部分内陆地区，轰炸半径可能包括中国全部和西伯利亚大部地区——包括西伯利亚大铁路。Ｂ三十六型轰炸机则可达到更远的距离。”去年九月八日，冲绳岛的美国官员竟公然宣布：“用来将冲绳岛改变成‘太平洋的直布罗陀 ’的全部经费将近四亿八千万美元。建筑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防台风的公路、飞机场、兵营、司令部以及其他军事设备，将遍布全岛。”另一方面，据不久前日本的报纸消息称：美国在冲绳岛那霸港入口处的浮岛神社下，已修建了具有八万吨容量的三个地下油库，冲绳岛周围各岛都散布着基地，共修建有二十几个大型飞机场，并且在奄美大岛、宫古岛、冲之永良部岛等岛屿上都装置了雷达。许多岛上都建成了兼作飞机跑道用的军用公路。而美国通讯社也早经不止一次地承认：“美国Ｂ二十九型轰炸机，每天都从冲绳岛起飞去袭击北朝鲜”。
与建筑及使用琉球军事基地同时，美国侵略者积极阴谋永久霸占琉球群岛。美国占领琉球后不久，就独揽了琉球的一切政权。去年以来，美国侵略者竟不顾“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各项国际协议中都没有规定托管琉球群岛的决定，也不顾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再声明，更不顾一百万琉球人民的坚决反对，竟勾结日本吉田政府，擅自在它片面制订的对日“和约”中规定：“日本对于美国向联合国提出将北纬二十九度以南的琉球群岛……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之下，而以美国为唯一管理当局的任何提议，将予同意。在提出此种建议，并对此种建议采取肯定措施以前，美国将有权对此等岛屿之领土及其居民，包括其领水，行使一切及任何行政、立法与司法权力。”美国以这样卑鄙的手段擅自为其无限期霸占琉球群岛的侵略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后，并于去年四月一日在岛上建立了以比嘉秀平为首的琉球傀儡政府。
七年多以来，美国侵略者用极其野蛮横暴的手段，把琉球群岛变成了美国的军事基地；一百万琉球人民在美国的奴役与剥削下，已陷在水深火热中，过着极为悲惨的生活。凡是被美军圈定为构筑军事目标的土地，全部居民便被出自己的乡土，现在仅冲绳岛就有三分之二的土地被征作军用。琉球人民不仅土地被强占，而且有劳动力的年青人大部被强迫去参加建筑美国军事基地的奴隶劳动。美国侵略者用枪刺残酷地逼迫琉球人民自己去毁灭赖以为生的和平家园与渔村，以致全岛农田荒芜、食粮缺乏、渔业不振，战前颇具规模的糖业也迄未恢复。同时，美军用恐怖的警察统治压制琉球人民的反抗。从一九四七年起，美军就借口保守军事机密，禁止居民旅行全岛。美国宪兵及其走狗琉球警察（都是过去充当过日本军阀的爪牙现在被美军起用的当地流氓）布满全岛。村落和村落之间布有铁丝网，两村的村民来往必须先向警察报告并获得允许，否则就要以 “偷越界线”治罪，公路旁也布有铁丝网，有的甚至通有电流。因而，琉球人民对外贸易被禁止，交通被阻挠，耕种和捕鱼被限制，一切的自由权利全被美军剥夺。而且，战争中炮火损毁了全岛房屋的百分之九十，迄今绝大部分琉球人民无处栖身。去年琉球北部一带遭受饥荒时，灾民竟被迫吃蜥蜴、蛇等以延续生命。在美军中做工的琉球工人，工资只及美国工人的九十分之一，受雇在美军酒吧间、饭馆及机关中的琉球妇女，每月工资最多只有四块美元。荒淫无耻的美军，也给琉球带来了大批的“吉普女郎”，驻在琉球群岛的美军野蛮地凌辱琉球妇女。美军随便枪杀琉球人民的暴行也屡见不鲜。
琉球群岛曾经是美国和日本激战地区，当地居民死亡惨重，战争创伤深深烙印在琉球人民心中。琉球人民痛恶战争，热烈要求和平。战后美国侵略者变琉球为基地和奴役剥削的军事殖民地政策，逼得琉球人民不得不挺身起来用各种方式展开反对美国占领者的斗争。最初，为饥饿所迫的琉球人民，开始夺取美军物资，后来逐渐发展为公开袭击美军并大量夺取军用物资。据日本报纸消息：前年一月冲绳岛嘉手纳机场航空队的太巴斯（译音）兵营就被夺去了九十七件军火物资。去年一月二十一日，嘉手纳机场航空队第十八号火药库又丢失了火药七吨半。岛上美军的军火仓库，经常“无故”爆炸。例如一九四八年八月，在冲绳岛附近的一个小岛上，美军的军火库就爆炸了一天一夜，把美军储藏在该岛的军火全部炸毁。去年从台湾传出的美国新闻电讯中，曾透露琉球人民游击队和美国占领军展开了激烈斗争，琉球人民且曾潜入冲绳岛的卡台那（译音）机场中将机场破坏。
被迫为美军工作的琉球工人不断地进行罢工、怠工以反抗美军的奴役。去年六月，冲绳岛建筑美国军事工程的琉球工人，不顾美军的禁令，举行了要求提高工资的斗争，得到了全岛工人的支持。七月，岛上松村包工组的工人举行反对解雇的罢工，全岛各地都举行了支持罢工的示威。琉球人民反对美国占领的斗争已和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运动结合起来，并正在更有力地向前发展着。去年的五一节，冲绳岛的工人、职员和市民，在琉球人民党的号召下，不顾美军的镇压，举行了保障生活权利大会和示威大游行。最近，冲绳岛人民又广泛地展开了反对琉球傀儡政府为日本吉田政府征兵的运动。
琉球人民反对美国变琉球为军事基地、反对美国奴役统治争取自由解放与和平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它是和日本人民争取独立、民主与和平的斗争分不开，也是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人民以及全世界各国人民保卫和平的斗争分不开的，因而，虽然美国占领者对琉球人民实行野蛮镇压，但最后胜利必定是属于琉球人民的。
http://www.peacehall.com/news/
gb/pubvp/2005/04/200504162322.shtml
三 既利用又操控的政治目的
中共操控反日风潮是为了达到其内政外交上的政治目的。
对内，中共既要利用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来赢得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又要严守稳定第一的底线，谨防民间爱国运动转变为反政权运动,严密监控可能出现的任何向政权挑战的行为。对外，中共既要利用民间爱国情绪来制衡美日联盟，又要谨守机会主义的低调外交。
就此次中日冲突而言，中共操控的内外有别的宣传模式，显然是为了达到多种政治目的：
1，在国内媒体上封锁反日风潮，是为了防止风潮由对外转向对内，从而危及政权的稳定。
2，向境外媒体推销反日风潮，是为了使之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既能显示中共政权的开明：尊重民意的亲民和允许游行示威的宽容；又能显示现政权的对外政策有着深厚的民意支持，政府与民间在反日上的高度一致。
3，借助所谓的强大民意向联合国和日本政府施压，即便无法阻止日本“入常”，也要逼迫日本向中国妥协，以“低头认罪”来换取“入常”。
4，最重要的是向国内爱国者们展示现政府的大国外交风范：敢于和善于抗拒外敌。正是政府恩准的反日风潮和政府对日方的强硬立场，才迫使日本外相来北京道歉求和，迫使小泉急欲与胡主席会面，以缓和两国关系。
就中共统治及跛足改革所面临的危机而言，由于两极分化的日趋扩大和社会公正的日渐荒芜，更由于改革的效益越来越向极少数权贵集中，而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感受到的大都是利益受损，即便跛足改革仍然能够支撑经济高长，也无法支撑“经济政绩”合法性，现在，对跛足改革的民意支持已经大大下降。所以，中共现政权就要在如何赢得“政治政绩”上大做文章。胡温提出的“亲民路线”、“以人为本”、“新三民主义”与“和谐社会”等口号，在局部制度改革上，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实现了“人权入宪”和修改“上访条例”等措施，都是为了赢得民间的政治认同。
然而，在独裁体制及跛足改革不变的情况下，现政权想在国内创造出被民间认可的“政治政绩”，只靠几个动听的口号和做点小修小补的制度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从江朱到胡温，都想靠加大反腐败力度来赢得民意的政治认同，但官场腐败却愈反愈烈，使官方反腐早就在民间沦为“反腐秀”。
于是，从江泽民开始的中共高层，就把赢得“政治政绩”的重心转向争取“外交政绩”上，大国外交之策的提出就是基于这一考虑。克林顿和江泽民的元首互访，游说美国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加入WTO、北京申奥、上海申博的成功，争办各类国际性会议。9.11之后，在提倡多极世界的口号下，对美国，既支持美国反恐又反对单边主义，拉住俄罗斯操办“上海合作组织”，外交触角也伸向美国的后院拉美诸国；在欧洲，抓住法、与美国在伊战中的分歧，全力以经贸利益拉拢欧洲两大国，以分化西方同盟，不惜代价地争取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运；在亚洲，为了与日本争夺亚洲老大，高调斡旋朝核六方会谈，越来越频繁地介入东盟事务，尽量与印度等国家缓和关系，独独在对日外交上日趋强硬……这一切，在在显示出中共政权意欲变成区域大国的外交姿态。
用外交政绩来赢得民意的政治认同的另一极在国内。六四之后，由于西方各国的普遍制裁，中共的敌人意识再次主导了官方的对外政策，“境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论调又被频繁地用于对内宣传，防止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也成为意识形态管制的重中之重。而对外的防止和平演变与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的不断高涨，恰好具有大面积重合之处。于是，六四后的中共政权，必然要把爱国主义提升为意识形态合法性之首。通过谎言灌输的误导和国人那种“内忧外患”的思维惯性，也通过在“内忧”问题上设置重重禁区而在“外患”问题上的相对开放，官方很容易把国人对“内忧”的关注引向对“外患”的关注。在大多数重大国事皆是政治禁区的中国，反美反日反台独的爱国，已经变成了唯一可以大肆谈论的“重大国事”，也是官民共同认可的唯一“政治正确”。所以，借助国际事件来释放被误导被扭曲的 “民意”，已经变成中共利用爱国主义来重建政权的道义合法性的惯用手法。今天的反日风潮，不过是1999年反美风潮、2003年的反伊战风潮的重演而已。
于是，发生在中国本土的爱国主义，却随着每一次中美、中日、两岸的冲突而飘飞起来，且越飞越高，在似乎纵览全球“亡我之心”的每一跳动的同时，也离中国的现实越来越远，改革以来的正反两方面现实都被爱国狂潮所淹没：
一方面，曾经被国人视为最大“外患”的西方国家，恰恰是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国人的观念更新的最大外在力量，发达的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世界，不仅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所需的资金、技术、市场，也为国人提供了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的理念。中国与西方之间关系，之所以主要停留在经贸上的互利而缺乏政治上的信任、道义上的共识，就在于双方在价值观及制度上的格格不入。无论中国经济发展还能保持多少年的高速度，只要中国的制度文明仍然停留在中世纪，中国就无法获得国际社会的真正尊重。
另一方面，不只是百年以来、甚至就是千年以来，束缚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忧”，时至今日仍然不见明显的改善。即便中国的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国际地位也有大幅度提升，但导致中国诸种深层危机的顽疾——政治制度的僵化腐败和跛足改革的难以为继——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权贵们的肆意滥用独裁权力和民间百姓的毫无权利之间的尖锐对立，巨大的金融危机隐患和两极分化的迅速扩大，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互激荡的极度恶化，特别是来自底层民间的反抗和遍布官场的腐败，还有那么多没有清算的历史罪恶造成的巨额欠账……无不与现行政治制度的顽疾高度相关。
仅以近两年的中国现实为例，一面是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底层维权，导致了一系列层出不穷的大规模官民冲突，从公正奇缺的社会危机的角度凸现了内忧的广度。尽管，依靠暴力镇压、小恩小惠和封锁信息，中共现政权可以暂时平息民怨的大爆发，但烈火干柴之态已经令世界瞩目。另一面是权贵私有化导致的一系列上亿元的金融腐败大案、官员挥霍巨额公款赌博案的曝光，特别是发生在龙江绥化市的巨型卖官鬻爵案，10个县市半数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卷入此案，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数十人，从官场的糜烂的角度凸现了内忧的深度。尽管胡温不断地高调反腐，但谁都清楚，只要不改革现行的政治制度，本该服务于全社会的公权力必然无法限制地被用于谋取小集团的和个人的私利。
由此可见，困扰中国改革的未来前景的关键，不是外患而是内忧，如果中共政权仍然不能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历史，也就不能放弃一党独裁和畸形民族主义煽情，无法通过政治改革使中国走出道义上政治上的弱势困境，也就无法获得国际主流社会的真正的信任和尊重。
换言之，解决不了“内忧”，也就化解不了“外患”，长期困扰中美日关系的瓶颈便无法突破。即便可以在短期内提升物质意义的国力和军力，但有违国内民意和国际潮流的道义劣势却不会因此得到改善，也决不会达成长治久安的局面。昔日的国、日本和苏联就是最好的例证。
2005年4月20日于北京家中
中共操控反日风潮是为了达到其内政外交上的政治目的。
对内，中共既要利用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来赢得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又要严守稳定第一的底线，谨防民间爱国运动转变为反政权运动,严密监控可能出现的任何向政权挑战的行为。对外，中共既要利用民间爱国情绪来制衡美日联盟，又要谨守机会主义的低调外交。
就此次中日冲突而言，中共操控的内外有别的宣传模式，显然是为了达到多种政治目的：
1，在国内媒体上封锁反日风潮，是为了防止风潮由对外转向对内，从而危及政权的稳定。
2，向境外媒体推销反日风潮，是为了使之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既能显示中共政权的开明：尊重民意的亲民和允许游行示威的宽容；又能显示现政权的对外政策有着深厚的民意支持，政府与民间在反日上的高度一致。
3，借助所谓的强大民意向联合国和日本政府施压，即便无法阻止日本“入常”，也要逼迫日本向中国妥协，以“低头认罪”来换取“入常”。
4，最重要的是向国内爱国者们展示现政府的大国外交风范：敢于和善于抗拒外敌。正是政府恩准的反日风潮和政府对日方的强硬立场，才迫使日本外相来北京道歉求和，迫使小泉急欲与胡主席会面，以缓和两国关系。
就中共统治及跛足改革所面临的危机而言，由于两极分化的日趋扩大和社会公正的日渐荒芜，更由于改革的效益越来越向极少数权贵集中，而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感受到的大都是利益受损，即便跛足改革仍然能够支撑经济高长，也无法支撑“经济政绩”合法性，现在，对跛足改革的民意支持已经大大下降。所以，中共现政权就要在如何赢得“政治政绩”上大做文章。胡温提出的“亲民路线”、“以人为本”、“新三民主义”与“和谐社会”等口号，在局部制度改革上，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实现了“人权入宪”和修改“上访条例”等措施，都是为了赢得民间的政治认同。
然而，在独裁体制及跛足改革不变的情况下，现政权想在国内创造出被民间认可的“政治政绩”，只靠几个动听的口号和做点小修小补的制度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从江朱到胡温，都想靠加大反腐败力度来赢得民意的政治认同，但官场腐败却愈反愈烈，使官方反腐早就在民间沦为“反腐秀”。
于是，从江泽民开始的中共高层，就把赢得“政治政绩”的重心转向争取“外交政绩”上，大国外交之策的提出就是基于这一考虑。克林顿和江泽民的元首互访，游说美国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加入WTO、北京申奥、上海申博的成功，争办各类国际性会议。9.11之后，在提倡多极世界的口号下，对美国，既支持美国反恐又反对单边主义，拉住俄罗斯操办“上海合作组织”，外交触角也伸向美国的后院拉美诸国；在欧洲，抓住法、与美国在伊战中的分歧，全力以经贸利益拉拢欧洲两大国，以分化西方同盟，不惜代价地争取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运；在亚洲，为了与日本争夺亚洲老大，高调斡旋朝核六方会谈，越来越频繁地介入东盟事务，尽量与印度等国家缓和关系，独独在对日外交上日趋强硬……这一切，在在显示出中共政权意欲变成区域大国的外交姿态。
用外交政绩来赢得民意的政治认同的另一极在国内。六四之后，由于西方各国的普遍制裁，中共的敌人意识再次主导了官方的对外政策，“境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论调又被频繁地用于对内宣传，防止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也成为意识形态管制的重中之重。而对外的防止和平演变与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的不断高涨，恰好具有大面积重合之处。于是，六四后的中共政权，必然要把爱国主义提升为意识形态合法性之首。通过谎言灌输的误导和国人那种“内忧外患”的思维惯性，也通过在“内忧”问题上设置重重禁区而在“外患”问题上的相对开放，官方很容易把国人对“内忧”的关注引向对“外患”的关注。在大多数重大国事皆是政治禁区的中国，反美反日反台独的爱国，已经变成了唯一可以大肆谈论的“重大国事”，也是官民共同认可的唯一“政治正确”。所以，借助国际事件来释放被误导被扭曲的 “民意”，已经变成中共利用爱国主义来重建政权的道义合法性的惯用手法。今天的反日风潮，不过是1999年反美风潮、2003年的反伊战风潮的重演而已。
于是，发生在中国本土的爱国主义，却随着每一次中美、中日、两岸的冲突而飘飞起来，且越飞越高，在似乎纵览全球“亡我之心”的每一跳动的同时，也离中国的现实越来越远，改革以来的正反两方面现实都被爱国狂潮所淹没：
一方面，曾经被国人视为最大“外患”的西方国家，恰恰是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国人的观念更新的最大外在力量，发达的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世界，不仅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所需的资金、技术、市场，也为国人提供了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的理念。中国与西方之间关系，之所以主要停留在经贸上的互利而缺乏政治上的信任、道义上的共识，就在于双方在价值观及制度上的格格不入。无论中国经济发展还能保持多少年的高速度，只要中国的制度文明仍然停留在中世纪，中国就无法获得国际社会的真正尊重。
另一方面，不只是百年以来、甚至就是千年以来，束缚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忧”，时至今日仍然不见明显的改善。即便中国的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国际地位也有大幅度提升，但导致中国诸种深层危机的顽疾——政治制度的僵化腐败和跛足改革的难以为继——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权贵们的肆意滥用独裁权力和民间百姓的毫无权利之间的尖锐对立，巨大的金融危机隐患和两极分化的迅速扩大，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互激荡的极度恶化，特别是来自底层民间的反抗和遍布官场的腐败，还有那么多没有清算的历史罪恶造成的巨额欠账……无不与现行政治制度的顽疾高度相关。
仅以近两年的中国现实为例，一面是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底层维权，导致了一系列层出不穷的大规模官民冲突，从公正奇缺的社会危机的角度凸现了内忧的广度。尽管，依靠暴力镇压、小恩小惠和封锁信息，中共现政权可以暂时平息民怨的大爆发，但烈火干柴之态已经令世界瞩目。另一面是权贵私有化导致的一系列上亿元的金融腐败大案、官员挥霍巨额公款赌博案的曝光，特别是发生在龙江绥化市的巨型卖官鬻爵案，10个县市半数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卷入此案，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数十人，从官场的糜烂的角度凸现了内忧的深度。尽管胡温不断地高调反腐，但谁都清楚，只要不改革现行的政治制度，本该服务于全社会的公权力必然无法限制地被用于谋取小集团的和个人的私利。
由此可见，困扰中国改革的未来前景的关键，不是外患而是内忧，如果中共政权仍然不能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历史，也就不能放弃一党独裁和畸形民族主义煽情，无法通过政治改革使中国走出道义上政治上的弱势困境，也就无法获得国际主流社会的真正的信任和尊重。
换言之，解决不了“内忧”，也就化解不了“外患”，长期困扰中美日关系的瓶颈便无法突破。即便可以在短期内提升物质意义的国力和军力，但有违国内民意和国际潮流的道义劣势却不会因此得到改善，也决不会达成长治久安的局面。昔日的国、日本和苏联就是最好的例证。
2005年4月20日于北京家中
召之来挥之去的反日风潮 刘晓波
困扰中国改革的，不是外患而是内忧。不放弃一党独裁和畸形民族主义，中国即无法获得国际社会信任和尊重。
一 自发还是操控？
尽管，中共宪法列举了公民的游行、示威、集会、请愿等自由，也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制定了有关游行示威的地方法规，但在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现实中，也在稳定第一的统治策略下，自发游行示威却遭到严格限制，八九运动遭到血腥镇压，就是最惨痛的例证。正如著名法学家江平先生所言：中国的游行示威法，实质上是禁止游行示威法。
特别是三大中心城市的北京、上海、广州，一直是中共力保政治稳定的重中之重，最怕这几大城市发生大规模街头政治，定要严防死守。因为，大规模街头政治一旦出现在三大城市，其示范效应就会迅速波及全国，很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所以，六四后，官方对三大中心城市的控制之严，连一个人、几个人的示威都不允许，何况发生上万人的游行示威！
所以，最近的中国却发生了波及多个省市的街头反日风潮，而且三大中心城市都有游行示威，规模又都在万人以上，确实罕见，不能不让人感到蹊跷，怀疑官方操控者也大有人在。美国《纽约时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周看先生的报道，证实了“官方操控”的存在。
一名参加了北京示威的学生，在接受周看采访时描述说：警察把示威者围成一组一组的，让他们轮流抛石头，然后对他们说：“你们已经发泄完愤怒了，够了。”就把他们用大轿车运回校园。这名学生对记者说：“这一半是示威，一半是政治秀。”他感到自己就象一个木偶。这名大学生的感受发自内心，周看先生确实捕捉到了反日风潮中颇具代表性的场景之一：被政权恩准的反日示威就是“政治秀”。
反日风潮受到境外媒体的高度关注，跟踪报道和热点评论不断，英国《卫报》甚至形容为“火山大爆发”。然而，在我看来，这类反日风潮，既不是“火山大爆发”，更不会发展到“如火如荼”的失控程度，因为中共现政权牢牢掌控着反日风潮的节奏、过程、力度和规模。否则的话，官方面对波及范围如此之广的街头政治，何以能保持着进退自如的“潇洒”，使反日风潮召之来而挥之去。
不要说参与游行示威的个体是木偶，整个反日风潮也是个“大木偶”。对官方操控的其他分析，请参见我的文章《被官方操控的反日风潮》（BBC 2005年4月20日首发）
二 操控风潮的宣传模式
当然，在箱中国，外界很难拿出铁的证据来证明：反日风潮到底是自发的还是被操控的，但从官方严控反日风潮的媒体报道上，就能看出官方是如何利用民族主义来达到其政治目的。
例证一：内外有别的封锁和热炒
中国多个中心城市出现如此规模的游行示威，肯定是罕见的大新闻。世界各大媒体都在显著位置加以报道，并配以大量的图片、访谈和评论。特别是在香港，反日风潮经常成媒体的头条。但国内媒体却基本沉默，似乎极为罕见的街头反日不是新闻。除了新华社发出了几条短讯之外（4月9日对北京游行做了80多字的短讯，14日发了北京市公安局的通告，18日发了上海当局的相关发言，新闻发言人回答记者问），其他媒体则是一片空白，就连无联网也保持沉默，官方网站和门户网站无报道，一些著名的民间BBS也没有多少相关帖子。甚至开放度高于国内媒体的凤凰卫视，也鲜有相关的新闻报道，只在“时事开讲”等非新闻类节目中提及。
然而，新华社提供给外国媒体的英文通稿，却比较积极且详细地介绍游行示威的情况，并有夸大参与人数和反日情绪之嫌。比如，新华社16日英文通稿报道说：上海示威人数达到10万人。而几大外国驻中国的媒体，如美联社、法新社、BBC以及日本媒体报道的人数，少则几千人，最多也只有2万人左右。
这是中国新闻界的最大悲哀：大凡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中国大新闻，独独是中国媒体“置身事外”和“无动于衷”，国内发生的越是具有新闻价值的轰动性事件，中国新闻人就越要被迫缺席。但，这悲哀绝不仅仅是政权所为，也是各媒体及其新闻人的驯顺所致，谁让他们甘愿充当“喉舌”、或主动或无奈地与垄断体制合作呢！
例证二：对中日外长会谈的取舍性报道
在中日关系陷入自1972年以来的最大危机之时，日本外相町村信孝来到北京，先后与中共外长李肇星、国务委员唐家璇举行会谈。对此次全球瞩目的会谈的报道，中美外媒体也形成巨大的反差。
对比中外媒体的报道，就会发现明显的区别。在新华社发出的几篇新闻稿中（如，《外交部长李肇星与日本外务大臣町村信孝会谈》，《唐家璇会见日本外务大相町村信孝》，以及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和新闻发言人秦刚的谈话）中，境外媒体报道的以下内容统统不见了：
1，町村表示：即使游行示威是针对日本，日本政府也并不反对中国的这些活动，因为，日方向来赞赏并欣赏对于言论以及集会自由的保护，但前提是示威活动必须和平进行。不幸的是，最近中国数个城市发生的游行示威活动中都有暴力事件发生。对日本驻中国使领馆机构乃至日本国民所遭受的损失和伤害,日方感到极度遗憾。
2，日方认为，造成暴力反日的原因是中国当局没有采取必要及足够的安全保护措施，所以，日方要求中方正式道歉、就伤害及损失提供赔偿。根据国际法准则，一个国家有责任保障在其领土上的外国机构，尤其是使领馆与外国公民的安全。中国政府应该依据国际准则真诚地采取立即行动，加强对外国机构及外国公民的保护，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3，町村向中方解释了历史教科书问题，希望中方理解：日本的教科书并非由国家制定，政府不能规定特定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观，也难以就具体的历史教科书发表评论。教科书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观，与日本政府的现行观点并不一定一致。这次的历史教科书审定，是根据“近邻诸国条款”等标准，严格进行的。
再看新华社的新闻稿的内容：
1，中方认为，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在包括人权等一些国际问题上，特别是在对待过去的历史问题上，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要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首先要正确认识历史。希望日方将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的承诺落实到具体行动上。
中方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和十三亿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强烈要求日方信守承诺，不要再做有损中国主权和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
而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行为，如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审定通过歪曲历史的教科书、把台海纳入美日安保范围等，都是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
所以，造成反日风潮的责任在日本而不在中国，应该道歉是日方而非中方。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做过必须向日本人民道歉的事情，因此没有理由道歉。自然也没有提到赔偿问题。
2，町村表示：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没有任何变化，依然坚持一九九五年“村山谈话”，以及一九九八年《日中联合宣言》的立场：日本进行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和伤害，日本政府将继续谦虚地对待侵略事实，深刻地进行反省，并由衷地表示道歉。日方愿意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
同时，关于台湾问题，町村重申，日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独”。
町村还认为，没有什么理由需要改变对华政策。日中两国关系良好，日中的贸易额已经超过日美的贸易量。如果总的形势保持良好，两国的经济关系还可以扩大和加强。
3，双方一致认为中日关系对双方都十分重要。双方同意从长远战略高度认识和把握两国关系，共同致力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互不威胁，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积极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继续加强各个层次和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两相比较，在境外媒体的报道中，中日双方的态度都比较强硬，相互要求对方道歉，可谓唇枪舌剑、互不让步。而中共各媒体上转载的几篇新华社新闻稿中，却只有中方对日方的强硬态度，町村信孝像专门来聆听驯话的乖学生，既认真聆听李大人的训诫，又不断道歉赔罪，末了，町村还要表示中日关系的良好现状和着眼于中日关系的美好未来。新华社还突出报道了小泉希望与胡锦涛尽快举行高峰会的急迫意愿，而中方的回答则是要视日本的态度而定。也是为了突出中方的道义在握且牢牢把握着中日关系的主动权，只等理屈词穷的日本政府完全低头就范。
同时，日本国内对小泉的负面的报道和评论，也被中共媒体大量转载，而对日本人不满中国反日风潮中暴力行为的信息，却一条也没有转载。
困扰中国改革的，不是外患而是内忧。不放弃一党独裁和畸形民族主义，中国即无法获得国际社会信任和尊重。
一 自发还是操控？
尽管，中共宪法列举了公民的游行、示威、集会、请愿等自由，也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制定了有关游行示威的地方法规，但在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现实中，也在稳定第一的统治策略下，自发游行示威却遭到严格限制，八九运动遭到血腥镇压，就是最惨痛的例证。正如著名法学家江平先生所言：中国的游行示威法，实质上是禁止游行示威法。
特别是三大中心城市的北京、上海、广州，一直是中共力保政治稳定的重中之重，最怕这几大城市发生大规模街头政治，定要严防死守。因为，大规模街头政治一旦出现在三大城市，其示范效应就会迅速波及全国，很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所以，六四后，官方对三大中心城市的控制之严，连一个人、几个人的示威都不允许，何况发生上万人的游行示威！
所以，最近的中国却发生了波及多个省市的街头反日风潮，而且三大中心城市都有游行示威，规模又都在万人以上，确实罕见，不能不让人感到蹊跷，怀疑官方操控者也大有人在。美国《纽约时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周看先生的报道，证实了“官方操控”的存在。
一名参加了北京示威的学生，在接受周看采访时描述说：警察把示威者围成一组一组的，让他们轮流抛石头，然后对他们说：“你们已经发泄完愤怒了，够了。”就把他们用大轿车运回校园。这名学生对记者说：“这一半是示威，一半是政治秀。”他感到自己就象一个木偶。这名大学生的感受发自内心，周看先生确实捕捉到了反日风潮中颇具代表性的场景之一：被政权恩准的反日示威就是“政治秀”。
反日风潮受到境外媒体的高度关注，跟踪报道和热点评论不断，英国《卫报》甚至形容为“火山大爆发”。然而，在我看来，这类反日风潮，既不是“火山大爆发”，更不会发展到“如火如荼”的失控程度，因为中共现政权牢牢掌控着反日风潮的节奏、过程、力度和规模。否则的话，官方面对波及范围如此之广的街头政治，何以能保持着进退自如的“潇洒”，使反日风潮召之来而挥之去。
不要说参与游行示威的个体是木偶，整个反日风潮也是个“大木偶”。对官方操控的其他分析，请参见我的文章《被官方操控的反日风潮》（BBC 2005年4月20日首发）
二 操控风潮的宣传模式
当然，在箱中国，外界很难拿出铁的证据来证明：反日风潮到底是自发的还是被操控的，但从官方严控反日风潮的媒体报道上，就能看出官方是如何利用民族主义来达到其政治目的。
例证一：内外有别的封锁和热炒
中国多个中心城市出现如此规模的游行示威，肯定是罕见的大新闻。世界各大媒体都在显著位置加以报道，并配以大量的图片、访谈和评论。特别是在香港，反日风潮经常成媒体的头条。但国内媒体却基本沉默，似乎极为罕见的街头反日不是新闻。除了新华社发出了几条短讯之外（4月9日对北京游行做了80多字的短讯，14日发了北京市公安局的通告，18日发了上海当局的相关发言，新闻发言人回答记者问），其他媒体则是一片空白，就连无联网也保持沉默，官方网站和门户网站无报道，一些著名的民间BBS也没有多少相关帖子。甚至开放度高于国内媒体的凤凰卫视，也鲜有相关的新闻报道，只在“时事开讲”等非新闻类节目中提及。
然而，新华社提供给外国媒体的英文通稿，却比较积极且详细地介绍游行示威的情况，并有夸大参与人数和反日情绪之嫌。比如，新华社16日英文通稿报道说：上海示威人数达到10万人。而几大外国驻中国的媒体，如美联社、法新社、BBC以及日本媒体报道的人数，少则几千人，最多也只有2万人左右。
这是中国新闻界的最大悲哀：大凡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中国大新闻，独独是中国媒体“置身事外”和“无动于衷”，国内发生的越是具有新闻价值的轰动性事件，中国新闻人就越要被迫缺席。但，这悲哀绝不仅仅是政权所为，也是各媒体及其新闻人的驯顺所致，谁让他们甘愿充当“喉舌”、或主动或无奈地与垄断体制合作呢！
例证二：对中日外长会谈的取舍性报道
在中日关系陷入自1972年以来的最大危机之时，日本外相町村信孝来到北京，先后与中共外长李肇星、国务委员唐家璇举行会谈。对此次全球瞩目的会谈的报道，中美外媒体也形成巨大的反差。
对比中外媒体的报道，就会发现明显的区别。在新华社发出的几篇新闻稿中（如，《外交部长李肇星与日本外务大臣町村信孝会谈》，《唐家璇会见日本外务大相町村信孝》，以及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和新闻发言人秦刚的谈话）中，境外媒体报道的以下内容统统不见了：
1，町村表示：即使游行示威是针对日本，日本政府也并不反对中国的这些活动，因为，日方向来赞赏并欣赏对于言论以及集会自由的保护，但前提是示威活动必须和平进行。不幸的是，最近中国数个城市发生的游行示威活动中都有暴力事件发生。对日本驻中国使领馆机构乃至日本国民所遭受的损失和伤害,日方感到极度遗憾。
2，日方认为，造成暴力反日的原因是中国当局没有采取必要及足够的安全保护措施，所以，日方要求中方正式道歉、就伤害及损失提供赔偿。根据国际法准则，一个国家有责任保障在其领土上的外国机构，尤其是使领馆与外国公民的安全。中国政府应该依据国际准则真诚地采取立即行动，加强对外国机构及外国公民的保护，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3，町村向中方解释了历史教科书问题，希望中方理解：日本的教科书并非由国家制定，政府不能规定特定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观，也难以就具体的历史教科书发表评论。教科书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观，与日本政府的现行观点并不一定一致。这次的历史教科书审定，是根据“近邻诸国条款”等标准，严格进行的。
再看新华社的新闻稿的内容：
1，中方认为，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在包括人权等一些国际问题上，特别是在对待过去的历史问题上，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要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首先要正确认识历史。希望日方将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的承诺落实到具体行动上。
中方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和十三亿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强烈要求日方信守承诺，不要再做有损中国主权和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
而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行为，如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审定通过歪曲历史的教科书、把台海纳入美日安保范围等，都是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
所以，造成反日风潮的责任在日本而不在中国，应该道歉是日方而非中方。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做过必须向日本人民道歉的事情，因此没有理由道歉。自然也没有提到赔偿问题。
2，町村表示：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没有任何变化，依然坚持一九九五年“村山谈话”，以及一九九八年《日中联合宣言》的立场：日本进行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和伤害，日本政府将继续谦虚地对待侵略事实，深刻地进行反省，并由衷地表示道歉。日方愿意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
同时，关于台湾问题，町村重申，日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独”。
町村还认为，没有什么理由需要改变对华政策。日中两国关系良好，日中的贸易额已经超过日美的贸易量。如果总的形势保持良好，两国的经济关系还可以扩大和加强。
3，双方一致认为中日关系对双方都十分重要。双方同意从长远战略高度认识和把握两国关系，共同致力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互不威胁，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积极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继续加强各个层次和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两相比较，在境外媒体的报道中，中日双方的态度都比较强硬，相互要求对方道歉，可谓唇枪舌剑、互不让步。而中共各媒体上转载的几篇新华社新闻稿中，却只有中方对日方的强硬态度，町村信孝像专门来聆听驯话的乖学生，既认真聆听李大人的训诫，又不断道歉赔罪，末了，町村还要表示中日关系的良好现状和着眼于中日关系的美好未来。新华社还突出报道了小泉希望与胡锦涛尽快举行高峰会的急迫意愿，而中方的回答则是要视日本的态度而定。也是为了突出中方的道义在握且牢牢把握着中日关系的主动权，只等理屈词穷的日本政府完全低头就范。
同时，日本国内对小泉的负面的报道和评论，也被中共媒体大量转载，而对日本人不满中国反日风潮中暴力行为的信息，却一条也没有转载。
作者引经据典的目的是为了表达其观念，1，远古中国崇拜狼图腾，中国人也充满狼性，秦始皇和唐太宗等有作为的皇帝，遗传中都有着游牧民族的狼性；2，中国在宋代以后的逐渐衰落，乃在于农耕取代了游牧，羊性取代狼性，最终败给了狼性十足的西方列强。作者借书中人物陈阵之口说：“现在的西方人，大多是条顿、日耳曼、盎格鲁、萨克逊那些游猎蛮族的后代。……他们的食具是刀叉；他们的食物是牛排、奶酪和黄油。因此，现在的西方人身上的原始野性和兽性，保留得要比古老的农耕民族多得多。一百多年来，中国家畜性当然要受西方兽性的欺负了。几千年来，庞大的华夏民族总要被草原游牧小民族打得丢人现眼，也就不足为怪了。”
也就是说，作者一面渲染蒙古人是世界上最信仰狼图腾的游牧民族，连给孩子起名也要有“狼”字，所以，成吉思汗能够以凶狠的狼性驰骋欧亚大陆；一面凸现汉人乃世界上最少狼性而最多羊性的民族，中国人起名字喜欢用“仁”、“慈”、“义”等字，所以，汉族才在外族入侵面前一败再败。
正因为作者认为狼性是竞争取胜必须的品质，所以，他本人不但提倡狼性，而且要把自己的远祖归为狼性一族。尽管他本人是汉族，但他用“姜戎”的笔名就是认祖归根。他说：“我祖姓就是姓姜。我爷爷姓姜。我的父亲不姓姜。我这个笔名来自于范文澜《中国通史简论》中这句话：‘炎帝姓姜……姜姓是西戎羌族的一支，自西方游牧先入中部。’我认为‘戎’就是草原民族，我很推崇我姜姓祖先的这种精神。”
既然作者自认为是“狼的传人”，写这本书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盖本狼生，志不忘旧。”
三 “狼文化”吞噬“羊文化”
游牧民族是狼，农耕民族是羊，从狼图腾崇拜出发，小说虚构了文明进化的过程：中华民族的龙图腾起源于草原游牧民族的狼图腾，由游牧文化演变为农耕文化，狼图腾变成龙图腾，狼性变成羊性。农耕民族死守故园、自给自足和封闭保守，而游牧民族四处游荡、八方抢掠和对外扩张。狼不但吃掉了羊的发明创造，甚至灭了羊的国和族。但狼不会满足，而是继续游荡四方，去征服更先进的文明。换言之，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狼是无敌的，而羊是失败的。正如《酷狼——美国西部拓荒传奇》（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10月版）所宣扬得那样：“一种文明的创建通常以另一种文明的毁灭为代价。”
但《狼图腾》的作者从未解释过，为什么横跨欧亚大陆的蒙族，没能在欧洲缔造出长治久安的帝国？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只存活了80多年？而且，二战后，蒙族这只狼被两个极权政权撕成两半，一半做了苏联的傀儡，一半做了中共的属臣。今日的蒙族国还停留在前现代的落伍阶段。而踏破山海关的满族所建立起大清国，之所以存活了三百年，就在于满族统治者接受了汉文化的同化。
作者还虚构出狼族给羊族输血的神话。在小说中，腾格里之父和草原大地之母相结合，生下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本这对兄弟，游牧民族为兄，农耕民族为弟。当农耕民族在羊性的腐蚀下变得软弱时，天父腾格里就会派狼性的游牧民族冲进中原，给羊化的农耕民族输血，让汉民族一次次从失败中振作起来。当软弱的羊弟无法自救之时，强悍的狼哥就会入主中原，通过征服来维系汉文明的血脉。在中国历史上，狼给羊输过三次血，第一次秦始皇武力统一，第二次是成吉思汗马踏中原，第三次是八旗兵跨过山海关。
作者认为，羊性造成的汉文明大衰落开始于轻武重文的宋朝。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时代，蒙古狼入主中原，恰恰是野蛮对文明的蹂躏，终止了中国最有希望进入现代转型的过程。如若没有野蛮的蒙古族对中原的征服，宋代资本主义的萌芽，说不定早就长成了参天大树。历史的事实是，狼族只信仰刀剑的力量，既无力创造出足以自养的文明，更无法给其他民族带来先进的文明。狼民族对羊民族的武力征服，靠的是杀戮、掠夺、破坏和歧视，而很难带来和平、建设和相互善待。在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为了生存而进军中原，无论输赢，带来的大都是农耕文明的破坏或毁灭，也是文明进化的大倒退。
综观中国与其它国家或民族的冲突历史，只有在近现代的中西冲突中，西方列强才显示出对老大中国的真正优越——既是科技发达带来的船坚炮利，也是人文价值优势创造的自由制度，而其它靠武力征服过中原的民族或国家，尽管先后建立蒙元帝国和满清帝国，但无论他们的狼性多么强大，嘶咬多么残忍，掠夺多么野蛮，破坏多么巨大，歧视多么不公，但由于这些异族征服者没有先进文明的底蕴，最终的命运只能是，要么象蒙元帝国那样短命，要么象满清帝国那样被汉文化所同化。
四 狼性大发
在我看来，《狼图腾》是一本图解概念的小说，人物干瘪，语言粗糙而夸张，特别是人物对话，充满说教，毫无个性，谈不上真正的审美价值。该书的畅销源于对“狼性”的张扬。
《狼图腾》开篇就用大抒情的语言赞美狼性，用细腻笔法描绘了那种凶残本性对血腥的狂热，通过对满嘴沾血的狼和狼牙的细致描写表达得淋漓尽致：猎人用马棒打断一头恶狼的四颗牙齿，那头断了牙的狼“一头栽倒雪地上，不停吮着，抬头冲天没命地哭嚎”。作者接着写下关于“狼牙”的抒情诗：“狼最凶狠锐利的武器就是上下四颗牙齿，如果没有牙齿，狼所有的勇敢，强悍、智慧、狡猾、凶残、贪婪、狂妄、野心、雄心、耐性、机敏、警觉、体力、耐力等等一切的品性、个性和悟性，统统等于零”。
《狼图腾》的结尾通过书中人物的议论得出结论说：中华民族的祖先是游牧民族而非农耕民族。与此相应，中华民族的最早图腾是“狼图腾”而非“龙图腾”。也就是说“龙图腾”源于“狼图腾”。而汉人之所以恨狼、骂狼、丑化狼，用狼来定义残忍邪恶的人，就在于汉族的农耕文化逐渐取代游牧文化，中国人身上的狼性也随之逐渐被羊性所取代。正是这种由狼向羊的退化，才导致了中国在列强的狼性进攻面前的失败，进而导致中华民族在近现代的落伍。
综观《狼图腾》全书，从始至终贯串着对丛林规则的赞美。作者把人世间的所有竞争禽兽化为“人对人是狼”的嘶咬，把衡量战争输赢的标准野蛮化为全无是非善恶的成王败寇。姜戎说：“打仗的输赢，全看你是狼，还是羊。”所以，只要想赢，就必须狼性十足和不择手段，只要能置对手于死地并最终取胜，无论多么凶残、狠毒、恶劣、阴险、背叛……就都是正当的。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胜利能让获胜者从狼性的凯旋中获得最高的享受——把不择手段的屠戮当作最高的艺术来欣赏。
那些追风的“狼书”所宣扬的生存之道，不仅比前几年的畅销书《厚学》更无耻，甚至比《狼图腾》更赤裸裸，充满了抒情化的凶残和不择手段。
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的《狼的故事》说：“本书是一部关于狼的奇书，它能让读者从书中每个篇章、每个细节感受到呼之欲出的狼的气息，让身体的每一个毛细血管百倍扩张，让血液如潮般奔涌，让身上的每一根神经末梢紧张待命，让灵魂如风般涤荡。”
时事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的《狼魂》前言说：“狼的智慧和谋略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从狼的一系列行动中，我们看到的是强者与智者的完美结合。学学狼的这些谋略，能使我们在市场竞争中获益匪浅；那么，不学狼不行吗？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在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中，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市场角逐中，如果心存善良，对竞争对手一味地心慈手软，那么就会被对方毫不留情地吃掉，这已经被无数事实所证明，而且还将不断被新的事实证明。”
地质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的《狼》的说辞最为直白：“一只有勇气、有理想的狼，它为所有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奋斗的生命提供了借鉴。”“生存是什么？生存就是不择手段地活着。你可以卑鄙，你可以无耻，你还可以下流。只要能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好。理想是什么？理想是一种比生存更深层次的欲望”；“吃草的未必是仁慈，吃肉的未必是残忍。我是一只狼，注定了是一只狼，一只锋牙利爪的狼，鲜血与死亡是我生命的源泉。我祇要活着就必须有什么东西去死。当所有的牛羊沐浴在阳光里自由自在地吃喝时，那就意味着我死了。”
也就是说，狼性或狼文化被浪漫化为生存竞争的惟一法则，残忍的野性、抒情的凶残、浪漫的恶毒和做作的粗旷，共同构成了“狼性美感”。
曾几何时，我们经历过嗜血的毛泽东时代，对内残酷斗争，对外准备打核大战，二者相辅相成，让中国人喝足了狼奶。中国人把仇恨宣泄当作生存的动力，把暴力斗争当作实现崇高理想的惟一手段，把强权崇拜升华为最高境界的审美。
今天，现实中“大国崛起”虚荣感再次唤醒了“狼性美感”。随着国力的提升和大国外交的展开，毛时代“英超美”的兑现似乎近在眼前。于是，中国人复习百年耻辱的腔调，已经由防御型诉苦转向进攻型声讨，中国的民族主义也进入虚构神话的阶段，从政权到精英再到愤青，日益表现出独裁大国的狂妄，不断强化着复兴中华帝国的幻觉，越来越陶醉于庆典般的话语狂欢：既是对美、对日、对台的仇恨宣泄，又是统一台湾、超越欧洲和制服日本，先变成唯一可以抗衡美国的亚洲老大和世界性大国，最后变成超越美国、战胜美国的世界霸主。以至于，不惜打“核大战”的叫嚣再次响起。
我猜想，如果《狼图腾》的作者姜戎与共军少将朱成虎相遇，两人必定有太多的共同语言。姜戎在小说中礼赞嗜血的狼性，朱成虎在面对西方记者时狼性大发，恶狠狠地告诫：一旦中美开战，中国“准备让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被摧毁。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准备好数以百计，或两百个，甚至更多的城市被中国人夷为平地。”
这种“战争狂”的公开叫嚣，只能以“狼文化”名之。
姜戎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狼图腾也应该成为现代的精神图腾。”的确，在当今中国的爱国愤青和惟利是图之徒的心目中，“狼图腾”事实上已经取代了“龙图腾”。
“狼图腾”崇拜是狭隘而狂热的独裁民族主义的产物，它淹没了人类共同价值，泯灭了起码的正义感和同情心，混淆自由与独裁、人性和反人性、善与恶、真与假、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实质性区别。它的唯一情感是冷血仇恨，唯一表达是漫骂宣泄，唯一表情是猥亵狰狞。所以，一个崇拜狼图腾的民族最终将万劫不复！
2006年2月12日于北京家中（《争鸣》2006年3月号）
(“狼图腾”取代“龙图腾”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也就是说，作者一面渲染蒙古人是世界上最信仰狼图腾的游牧民族，连给孩子起名也要有“狼”字，所以，成吉思汗能够以凶狠的狼性驰骋欧亚大陆；一面凸现汉人乃世界上最少狼性而最多羊性的民族，中国人起名字喜欢用“仁”、“慈”、“义”等字，所以，汉族才在外族入侵面前一败再败。
正因为作者认为狼性是竞争取胜必须的品质，所以，他本人不但提倡狼性，而且要把自己的远祖归为狼性一族。尽管他本人是汉族，但他用“姜戎”的笔名就是认祖归根。他说：“我祖姓就是姓姜。我爷爷姓姜。我的父亲不姓姜。我这个笔名来自于范文澜《中国通史简论》中这句话：‘炎帝姓姜……姜姓是西戎羌族的一支，自西方游牧先入中部。’我认为‘戎’就是草原民族，我很推崇我姜姓祖先的这种精神。”
既然作者自认为是“狼的传人”，写这本书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盖本狼生，志不忘旧。”
三 “狼文化”吞噬“羊文化”
游牧民族是狼，农耕民族是羊，从狼图腾崇拜出发，小说虚构了文明进化的过程：中华民族的龙图腾起源于草原游牧民族的狼图腾，由游牧文化演变为农耕文化，狼图腾变成龙图腾，狼性变成羊性。农耕民族死守故园、自给自足和封闭保守，而游牧民族四处游荡、八方抢掠和对外扩张。狼不但吃掉了羊的发明创造，甚至灭了羊的国和族。但狼不会满足，而是继续游荡四方，去征服更先进的文明。换言之，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狼是无敌的，而羊是失败的。正如《酷狼——美国西部拓荒传奇》（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10月版）所宣扬得那样：“一种文明的创建通常以另一种文明的毁灭为代价。”
但《狼图腾》的作者从未解释过，为什么横跨欧亚大陆的蒙族，没能在欧洲缔造出长治久安的帝国？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只存活了80多年？而且，二战后，蒙族这只狼被两个极权政权撕成两半，一半做了苏联的傀儡，一半做了中共的属臣。今日的蒙族国还停留在前现代的落伍阶段。而踏破山海关的满族所建立起大清国，之所以存活了三百年，就在于满族统治者接受了汉文化的同化。
作者还虚构出狼族给羊族输血的神话。在小说中，腾格里之父和草原大地之母相结合，生下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本这对兄弟，游牧民族为兄，农耕民族为弟。当农耕民族在羊性的腐蚀下变得软弱时，天父腾格里就会派狼性的游牧民族冲进中原，给羊化的农耕民族输血，让汉民族一次次从失败中振作起来。当软弱的羊弟无法自救之时，强悍的狼哥就会入主中原，通过征服来维系汉文明的血脉。在中国历史上，狼给羊输过三次血，第一次秦始皇武力统一，第二次是成吉思汗马踏中原，第三次是八旗兵跨过山海关。
作者认为，羊性造成的汉文明大衰落开始于轻武重文的宋朝。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时代，蒙古狼入主中原，恰恰是野蛮对文明的蹂躏，终止了中国最有希望进入现代转型的过程。如若没有野蛮的蒙古族对中原的征服，宋代资本主义的萌芽，说不定早就长成了参天大树。历史的事实是，狼族只信仰刀剑的力量，既无力创造出足以自养的文明，更无法给其他民族带来先进的文明。狼民族对羊民族的武力征服，靠的是杀戮、掠夺、破坏和歧视，而很难带来和平、建设和相互善待。在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为了生存而进军中原，无论输赢，带来的大都是农耕文明的破坏或毁灭，也是文明进化的大倒退。
综观中国与其它国家或民族的冲突历史，只有在近现代的中西冲突中，西方列强才显示出对老大中国的真正优越——既是科技发达带来的船坚炮利，也是人文价值优势创造的自由制度，而其它靠武力征服过中原的民族或国家，尽管先后建立蒙元帝国和满清帝国，但无论他们的狼性多么强大，嘶咬多么残忍，掠夺多么野蛮，破坏多么巨大，歧视多么不公，但由于这些异族征服者没有先进文明的底蕴，最终的命运只能是，要么象蒙元帝国那样短命，要么象满清帝国那样被汉文化所同化。
四 狼性大发
在我看来，《狼图腾》是一本图解概念的小说，人物干瘪，语言粗糙而夸张，特别是人物对话，充满说教，毫无个性，谈不上真正的审美价值。该书的畅销源于对“狼性”的张扬。
《狼图腾》开篇就用大抒情的语言赞美狼性，用细腻笔法描绘了那种凶残本性对血腥的狂热，通过对满嘴沾血的狼和狼牙的细致描写表达得淋漓尽致：猎人用马棒打断一头恶狼的四颗牙齿，那头断了牙的狼“一头栽倒雪地上，不停吮着，抬头冲天没命地哭嚎”。作者接着写下关于“狼牙”的抒情诗：“狼最凶狠锐利的武器就是上下四颗牙齿，如果没有牙齿，狼所有的勇敢，强悍、智慧、狡猾、凶残、贪婪、狂妄、野心、雄心、耐性、机敏、警觉、体力、耐力等等一切的品性、个性和悟性，统统等于零”。
《狼图腾》的结尾通过书中人物的议论得出结论说：中华民族的祖先是游牧民族而非农耕民族。与此相应，中华民族的最早图腾是“狼图腾”而非“龙图腾”。也就是说“龙图腾”源于“狼图腾”。而汉人之所以恨狼、骂狼、丑化狼，用狼来定义残忍邪恶的人，就在于汉族的农耕文化逐渐取代游牧文化，中国人身上的狼性也随之逐渐被羊性所取代。正是这种由狼向羊的退化，才导致了中国在列强的狼性进攻面前的失败，进而导致中华民族在近现代的落伍。
综观《狼图腾》全书，从始至终贯串着对丛林规则的赞美。作者把人世间的所有竞争禽兽化为“人对人是狼”的嘶咬，把衡量战争输赢的标准野蛮化为全无是非善恶的成王败寇。姜戎说：“打仗的输赢，全看你是狼，还是羊。”所以，只要想赢，就必须狼性十足和不择手段，只要能置对手于死地并最终取胜，无论多么凶残、狠毒、恶劣、阴险、背叛……就都是正当的。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胜利能让获胜者从狼性的凯旋中获得最高的享受——把不择手段的屠戮当作最高的艺术来欣赏。
那些追风的“狼书”所宣扬的生存之道，不仅比前几年的畅销书《厚学》更无耻，甚至比《狼图腾》更赤裸裸，充满了抒情化的凶残和不择手段。
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的《狼的故事》说：“本书是一部关于狼的奇书，它能让读者从书中每个篇章、每个细节感受到呼之欲出的狼的气息，让身体的每一个毛细血管百倍扩张，让血液如潮般奔涌，让身上的每一根神经末梢紧张待命，让灵魂如风般涤荡。”
时事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的《狼魂》前言说：“狼的智慧和谋略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从狼的一系列行动中，我们看到的是强者与智者的完美结合。学学狼的这些谋略，能使我们在市场竞争中获益匪浅；那么，不学狼不行吗？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在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中，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市场角逐中，如果心存善良，对竞争对手一味地心慈手软，那么就会被对方毫不留情地吃掉，这已经被无数事实所证明，而且还将不断被新的事实证明。”
地质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的《狼》的说辞最为直白：“一只有勇气、有理想的狼，它为所有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奋斗的生命提供了借鉴。”“生存是什么？生存就是不择手段地活着。你可以卑鄙，你可以无耻，你还可以下流。只要能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好。理想是什么？理想是一种比生存更深层次的欲望”；“吃草的未必是仁慈，吃肉的未必是残忍。我是一只狼，注定了是一只狼，一只锋牙利爪的狼，鲜血与死亡是我生命的源泉。我祇要活着就必须有什么东西去死。当所有的牛羊沐浴在阳光里自由自在地吃喝时，那就意味着我死了。”
也就是说，狼性或狼文化被浪漫化为生存竞争的惟一法则，残忍的野性、抒情的凶残、浪漫的恶毒和做作的粗旷，共同构成了“狼性美感”。
曾几何时，我们经历过嗜血的毛泽东时代，对内残酷斗争，对外准备打核大战，二者相辅相成，让中国人喝足了狼奶。中国人把仇恨宣泄当作生存的动力，把暴力斗争当作实现崇高理想的惟一手段，把强权崇拜升华为最高境界的审美。
今天，现实中“大国崛起”虚荣感再次唤醒了“狼性美感”。随着国力的提升和大国外交的展开，毛时代“英超美”的兑现似乎近在眼前。于是，中国人复习百年耻辱的腔调，已经由防御型诉苦转向进攻型声讨，中国的民族主义也进入虚构神话的阶段，从政权到精英再到愤青，日益表现出独裁大国的狂妄，不断强化着复兴中华帝国的幻觉，越来越陶醉于庆典般的话语狂欢：既是对美、对日、对台的仇恨宣泄，又是统一台湾、超越欧洲和制服日本，先变成唯一可以抗衡美国的亚洲老大和世界性大国，最后变成超越美国、战胜美国的世界霸主。以至于，不惜打“核大战”的叫嚣再次响起。
我猜想，如果《狼图腾》的作者姜戎与共军少将朱成虎相遇，两人必定有太多的共同语言。姜戎在小说中礼赞嗜血的狼性，朱成虎在面对西方记者时狼性大发，恶狠狠地告诫：一旦中美开战，中国“准备让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被摧毁。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准备好数以百计，或两百个，甚至更多的城市被中国人夷为平地。”
这种“战争狂”的公开叫嚣，只能以“狼文化”名之。
姜戎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狼图腾也应该成为现代的精神图腾。”的确，在当今中国的爱国愤青和惟利是图之徒的心目中，“狼图腾”事实上已经取代了“龙图腾”。
“狼图腾”崇拜是狭隘而狂热的独裁民族主义的产物，它淹没了人类共同价值，泯灭了起码的正义感和同情心，混淆自由与独裁、人性和反人性、善与恶、真与假、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实质性区别。它的唯一情感是冷血仇恨，唯一表达是漫骂宣泄，唯一表情是猥亵狰狞。所以，一个崇拜狼图腾的民族最终将万劫不复！
2006年2月12日于北京家中（《争鸣》2006年3月号）
(“狼图腾”取代“龙图腾”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狼图腾”取代“龙图腾”刘晓波
訳文：http://blog.goo.ne.jp/sinpenzakki/
e/a9de5d2add9cc3753a21e270c6f5d33a
一 狼烟滚滚
在中国，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狼”都是凶残、狡猾、霸道、无信的象征，著名的寓言《东郭先生与狼》，讲了谁对“狼”施仁慈、谁就要被狼吃掉的道理，是一代代孩子的启蒙读物之一；《狼来了》的故事，借助于狼的凶残来告诫孩子们不得撒谎的道理；“大灰狼”的故事，专门用来吓唬那些不听话的孩子们；《狼与小羊》的故事，道出了邪恶之人的蛮横霸道。同时，在汉语词汇中，由“狼”组成词汇也大都被用于贬义，如“狼狈为奸”、“狼子野心”、“狼心狗肺”等等。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实行全面的“阶级灭绝”，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这些词汇变成了宣泄仇恨的工具和声讨“最凶残的敌人”的利器。五、六十年代，中国人高唱着“打败美帝野心狼”的战歌，准备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肩负起解放全人类的崇高使命；文革大批判中，被打倒的“阶级敌人”、特别是那些“走资派”，大都要被扣上“狼子野心”的帽子。
改革开放以来，知识界开始反思文革的暴力崇拜、仇恨灌输和斗争哲学，遂有“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之说。但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极端的独裁爱国主义情绪的高涨，爱国者们开始公开宣扬“狼性”。比如，一些精英在讲到中西文化差别时，有人大谈西方是“狼文化”而中国是“羊文化”，号召中国人要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多些“狼性”而少些“羊性”。1995年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表达了大众化的极端民族主义，以泼妇骂街的流氓腔调，宣泄民族仇恨，张扬大中国野心，美化嗜血精神。该书历数美国霸权对中国对世界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大骂美国人及其亲美派全是“贱坯”，勒令其“不许放屁”，全力煽动仇恨和好战的民族情绪。比如：“如果和解变得极不可能，我号召中国人民记住仇恨！”和“进行报复！”让台湾海峡“筑成一堵无形的哭墙！”“我们郑重建议：华盛顿建造一座更大更宽的阵亡军人纪念墙，……那座墙将成为美国人心灵的坟墓”。而中华民族的“顶尖人物注定要崛起”，他们的使命将是在这血染的风采中实现“领导21世纪”的野心，而美国霸权及其走狗注定“完蛋！”
新世纪之初的9•11悲剧震惊世界，世界各国表达了巨大的愤怒和同情，但中国愤青却与极端穆斯林一样，沉浸在幸灾乐祸的叫好声中。2003年正好是中国的“羊年”，该年2月2日，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陨落，这不仅是美国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剧。而中国的互联网上充满了幸灾乐祸的叫嚣，表现出十足的“狼性”，高呼什么“羊年春节最美丽的烟火！！！ 好！！！该！！！”
为此，我写了短文《那些吃狼奶长大的国人——为“哥伦比亚号”而鸣》。
2004年以来，通过姜戎的小说《狼图腾》持续畅销，对“狼性”的呼唤骤然响起。
各类媒体上一片“狼啸”。爱国愤青大讲“狼性”，御用精英大谈“狼文化”，甚至有报道说，“很多政要、商界领导人手一本。”比如，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就说：“读了《狼图腾》，觉得狼的许多难以置信的做法也值得借鉴。”
曾几何时，马背上的屠夫成吉思汗，以嗜血之剑征服了儒教中原，建立了歧视汉人的元朝帝国。怪诞的是，每当民族主义思潮高涨，爱国者一定要拿成吉思汗说事，把这个汉族的征服者变成了汉族的英雄，不提他马踏中原而只提他征服过欧亚大陆。正如鲁迅当年所言：“成吉思汗‘入主中夏’，术赤在墨斯科‘即汗位’，那时咱们中俄两国的境遇正一样，就是都被蒙古人征服的。为什么中国人现在竟来硬霸‘元人’为自己的先人，仿佛满脸光彩似的，去骄傲同受压迫的斯拉夫种的呢？倘照这样的论法，俄国人就也可以作‘吾国征华史之一页’，说他们在元代奄有中国的版图。”（《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
现在，《狼图腾》再次高扬马背上的成吉思汗，特别突出成吉思汗及其游牧民族的“狼性”。《狼图腾》的作者姜戎在接受采访时也说：《狼图腾》的畅销，“原因在于‘狼’是农耕民族最怕的‘猛兽’，越怕就越想了解它的真相。二是竞争的时代需要强悍进取、不屈不挠的狼精神。三是中国的国民性格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认真重视和解决的时候了。”“中国病的病根就在于农耕和农耕性格。过去知识界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病的病根是在这里。”“由于中国的农耕土壤和狭隘的小农意识十分深厚，因此《狼图腾》必然遭受到强烈地反批判。但是今天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和新型人类的力量，也在迅速长。我推崇的狼精神也同时得到了许多读者强有力的支持。”（见《我身上有狼性也有羊性》中国新闻网2004年06月16日）
与作者的预言相反，《狼图腾》非但没有遭到多少强烈的批评，反而得到热烈的追捧，该书连续数周排在小说类的榜首，号称发行上百万册，并引出一系列“狼书”。继《狼图腾》的持续热销而来的，是出版界的狼啸泛滥，《狼》、《狼道》、《狼魂》、《酷狼》、《藏敖》、《狼的故事》等鼓吹“狼性”的作品纷纷出笼，还有人写出《像狼一样思考——神奇的商业法则》，“狼图腾崇拜”正在大国崛起的口号下形成。怪不得有人评论说：“中国真的闹起狼灾了！”
再看互联网的《狼图腾》连载留言版，尽管也有批判性声音，但主旋律是高度赞扬，用“狼烟滚滚”来形容也不过分。网民们讨论狼的精神与国民性、民族性、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狼的战术和狼的习性，有网民留言说：“这是一部记录草原万物生死与共的抗争史，一部荡气回肠的草原赞美诗。这里充满了人类的善恶，自然界的情仇。实在是经典中的经典。”还有网友说：“当‘以狼为师，以狼为父’,当有:不屈，自尊，自强，誓不低头……的‘狼性’!!!”还有网民总结说：“狼的许多难以置信的战法很值得借鉴：其一，不打无准备的仗，踩点、埋伏、攻击、打围、截堵……其二，最佳时机出击，保存实力，麻痹对方，并在其最不易跑的时候，突然出击，置对方于死地。”
二 狼的传人
姜戎很自负，以为自己创作的不光是一部小说，更是在解开一个“世界之谜”。他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吴菲记者采访时说：“我用半条命著《狼图腾》”，因为“狼图腾本身就是一个宏观概念、大课题、世界性的课题，甚至，是一个世界之谜。”（《北京青年报》2004年5月25日）
就小说本身来看，作者似乎是在博览群书后才动笔的。小说以“狼性”与“羊性”之对比为主要观念框架，每一章前面都要“引经据典”。作者引用的古代经典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现代史论有陈寅恪、范文澜等著名史学家，还拉入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史论，真可谓古今中外地为“狼文化”寻找正统的合法性。其中，有些历史记载的荒谬一目了然，但作者却煞有介事，用这些愚昧时代的传说来证明汉民族原本是狼性血脉，比如，“匈奴女嫁狼生子”和“突厥子与狼野合”等，居然就变成作者的论据。其实，如此“引经据典”，如同二千多年前的汉高祖刘邦，他为了证明自己作为“真命天子”的合法性，居然编造出自己生于母亲与巨龙的野合，实乃蛟龙转世，并斩杀白帝子。